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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G. Mankiewicz & L. L. Fuller, The German Law of Alimony Before and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6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301-318 (Spring 1939)

Available at: "The German Law of Alimony Before and Under National Socialism" by H. G. Mankiewicz and L. L. Fuller

## 核心问题

H. Mankiewicz 这篇文章表面上处理的是纳粹德国前后离婚扶养制度的条文变迁，但其真正值得关注的法理学命题远比具体条文更为一般：当一个法律制度改变它对"婚姻是什么"的理解时，离婚后的经济责任分配也会随之发生结构性变化。魏玛时期及此前《德国民法典》的离婚扶养制度，主要以过错、损害赔偿、既有生活地位的维持为逻辑基础；1938 年纳粹婚姻法则将婚姻更明确地定义为服务于所谓"民族共同体"的制度，由此引入了无过错离婚、衡平裁量、离婚后持续性经济联系等新因素。在分析这些制度之前，必须首先明确一个历史阅读上的基本警告：文章中涉及的"种族价值""民族共同体""有生物学价值的子女"等概念，均属于纳粹法律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对制度技术运作的分析，不应被误解为对纳粹法在规范意义上的肯定；某些看起来更"灵活"或更"现代"的技术改革，不能脱离其政治语境被单独评价。

离婚扶养（alimony）与子女抚养费是不同的制度。其核心问题是：婚姻解除之后，一方是否仍应向另一方提供经济支持，如果需要，其正当性基础是什么，金额如何确定，期限如何设定，以及不履行时如何强制执行。法律必须回答权利基础（是基于过错、基于婚姻曾经存在、基于当前贫困还是基于人力资本损失）、请求权主体资格、金额计算方法、情势变更后的调整机制以及强制执行手段这五个基本问题。整篇文章的论述基本围绕这些问题展开。

## 婚姻的合同理解与制度理解

全文最重要的一条理论轴线是两种婚姻观的对比。

合同式理解将婚姻视为两人之间形成的一种法律关系，如果其中一方因过错导致关系破裂，则类似于"违约"，无过错方有权获得经济损失的赔偿。其逻辑可以表达为：责任约等于过错加损失；如果没有过错，就缺少赔偿依据。作者认为旧《德国民法典》的离婚扶养制度实际上带有相当强的这种结构。

制度式理解则认为婚姻并不只是两个人交换利益的合同，而是一种社会制度，进入婚姻本身就会产生某些持续的社会义务，即使离婚不是因为某个人"违约"，也可能仍存在扶养义务。其变为：扶养责任不等于单纯的过错赔偿，而是婚姻关系、现实需要、支付能力和公平等多重因素的函数。1938 年改革相对旧法的主要变化之一，正是从前者向后者的移动。

## 旧《德国民法典》的制度逻辑

### 过错型扶养的基本结构

1938 年以前制度的核心原则可以压缩为一句话：原则上，只有无过错的离婚配偶才能向有过错的配偶请求扶养。

- 如果一方有错而另一方无错，无过错方可以请求扶养；

- 如果双方都有错，旧法原则上规定双方都没有离婚扶养请求权。

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它说明旧制度的基础不是"你们结过婚，所以离婚后仍然互负一定义务"，而更接近"你错误地导致婚姻破裂，所以你应补偿无过错方"。作者因此将旧法的离婚扶养理解为一种经过特殊改造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旧法对妻子的目标基本是让她在经济上尽量处于"如果婚姻没有因丈夫的过错而破裂，她本来会处于的状态"，这与合同损害赔偿的经典思想高度相似。用经济学语言可以表达为一个反事实比较：损失等于婚姻若继续时的福利水平减去离婚后的福利水平，法律试图通过扶养将无过错方往反事实状态拉回。

### "符合身份地位的生活水平"与冻结基准

旧法规定妻子原则上可以请求"符合其社会地位的生活维持"，但关键在于这个"地位"主要按照离婚时丈夫的地位来确定。例如丈夫离婚时是一个中产阶级医生，离婚后十年变成极其富有的企业家，旧制度下前妻通常不能仅因其后来发财就分享财富增长。这说明法律关心的是"离婚时清算造成了什么损失"，而不是"既然曾是夫妻，两人的经济命运以后仍应部分绑定"。可以将旧法理解为一种"冻结基准"：在离婚时定义一个参考状态，此后扶养的功能主要是维持该状态，而非让领取方与支付方一起参与未来财富增长。因此旧法下的扶养更接近"补偿过去关系破裂造成的损失"，而非"分享未来收入"。

### 收入抵扣与本金保护

旧法在计算扶养金额时会考虑领取方自身的收入，因为损害赔偿法通常要求避免过度补偿。大致可以表达为：扶养额等于维持适当生活水平所需费用减去领取方自己的可利用收入。不过旧法有一个明显的社会结构前提：对女性是否应就业的判断，取决于婚姻期间夫妻所属社会阶层的生活方式；只有当按照原来的生活状况，妻子就业属于"通常现象"时，才更容易要求她通过劳动养活自己。这反映了当时相当强的阶级和性别角色结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私法问题是：如果妻子自己拥有财产本金，旧法大体上可以要求她使用收益，但通常不会因离婚就要求她消耗本金。其解释仍然遵循损害赔偿逻辑：婚姻存续时她本来也不一定有义务消耗自己的资本本金，如果离婚后反而逼她将本金花掉，就意味着她因为丈夫的过错遭受了新增的财产损失，不应要求离婚受害方通过耗尽资本来弥补对方造成的损害。

### 性别不对称与动态调整

旧法明显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完全性别中立。妻子对有过错丈夫请求扶养的规则相对宽泛，但丈夫要向有过错妻子请求扶养，通常必须证明自己无法自行维持生活。旧制度实际上建立在一种性别分工模型之上：丈夫为主要收入提供者，妻子为主要经济依附者。这不是偶然漏洞，而是当时家庭法的社会结构假设。即便如此，旧法也并非简单的固定赔偿。由于扶养的对象是持续生活需要，如果经济状况发生重大改变，法院可以调整扶养数额，扶养本身具有明显的动态性。同时，即使支付方是有过错方，法律也不会将其全部收入强制执行，因为扶养制度首先还必须保障支付方自己维持适当生活的最低资源。这是家庭法和普通债法的区别之一：普通债权人原则上关心的是"你欠我多少钱"，而扶养法还必须考虑"如果执行，会不会让债务人自己无法生存"。

### 离婚前扶养协议的效力问题

旧德国法院对离婚前夫妻之间达成的扶养协议非常警惕，担心这种合同实际上是在"购买对方同意离婚"。如果婚姻本身被视为一种具有伦理和社会价值的制度，法律就不愿意承认这种"花钱买离婚"的安排，因此某些促进离婚的扶养协议可能被认定违反善良风俗而无效。这展示了一个重要的私法思想：契约自由并非绝对，当合同内容与公共政策或善良风俗发生冲突时，后者可以限制前者。

## 1938 年改革的制度变化

### 无过错离婚的引入及其理论后果

1938 年法律最根本的变化是不再把所有离婚都建立在"某一方有错"这一前提上。新法增加了多种所谓客观离婚原因，包括严重精神疾病、精神失常导致共同生活无法恢复、严重传染病、生育能力丧失、长期分居且婚姻已经无可挽回地破裂等。这里必须指出，某些理由——尤其是围绕生育能力和所谓"生物学健康"的规则——直接反映了纳粹种族和优生思想，不能将其简单等同于现代无过错离婚制度。但从法律结构上看，无过错离婚的引入产生了一个旧制度无法处理的理论难题：如果离婚可以在没有任何人过错的情况下发生，那么以过错为前提的扶养制度就失去了基础。旧法是"有扶养即有过错"，而现在出现了"有离婚而无过错"的情形，法律必须建立一种不完全依赖过错的新基础，这正是全文制度演化的核心。

### 从唯一过错到主要过错

旧法下双方都有错则原则上无扶养；新法规定如果双方都有错但其中一方是主要过错方，仍可以让主要过错方承担扶养责任。这实际上引入了比较过错的思想，类似于侵权法中的 comparative fault，取代了旧法那种"一旦双方都有错就全部归零"的规则。这项改革的诉讼经济学意义非常现实：旧制度会激励双方在离婚诉讼中极端争夺过错认定，因为过错认定直接决定重大经济后果，双方会将大量资源投入搜集对方不忠证据、证明对方虐待、证明自己无过错、隐瞒自己的过错等行为中，形成强烈的寻租和诉讼激励。1938 年法律希望通过"主要过错"而非"绝对纯洁"的规则来减弱这种零和博弈。

### 从婚姻期间地位到当前情况

这是最值得注意的实体法变化之一。旧法的扶养主要参照婚姻结束时的社会地位，新法则要求扶养应"适合夫妻当前的情况"。这意味着如果支付方后来收入显著增长，领取方原则上可能参与这种改善；反之如果支付方严重衰落，扶养也可能下降。作者因此认为旧法下的扶养近似损害赔偿，而新法下的扶养近似一种关系的延续，离婚不再完全切断双方经济命运。

可以想象两种模型：

- 一种是"清算模型"，婚姻结束相当于企业解散，算清谁欠谁多少钱然后尽可能一次性结束关系；

- 另一种是"持续义务模型"，婚姻法律身份虽然消失，但过去的婚姻仍可能产生未来义务。

1938 年法律相对向第二种方向移动。

### 妻子就业义务标准的转变

旧法问的是"按照夫妻婚姻期间所属阶层的生活方式，妻子工作是否通常"，新法问的是"根据现在的情况，合理而言是否可以期待妻子参加有收入的劳动"。这是一个从身份标准向能力和现实标准的转变。官方纳粹语言将其解释为劳动也是对"民族共同体"的义务，但从技术上看，它扩大了法院要求领取扶养的一方参与劳动市场的空间。

### 同等过错与无过错情形下的扶养

旧法下双方同等过错则无扶养；新法规定如果一方确实陷入生活困难，在公平要求下，另一方可能仍需要作出贡献，即使没有"无辜方"存在。其逻辑是需要、支付能力和公平三者的结合可以产生扶养义务。这实际上动摇了"扶养等于对婚姻破裂的赔偿"这一理论。同样，如果婚姻因客观原因被解除而非因一方的法律过错，申请离婚的一方原则上可能要扶养另一方，其逻辑是"是你请求结束这个婚姻，即使你没有错，你也不能完全把经济后果转嫁给另一方"。这是一种因果归责和破裂成本分配的思路，而非道德归咎。

### 衡平裁量的扩大与"一切取决于法官"

新法大量使用"衡平""公平"概念，立法者减少了严格公式而给法官更多裁量空间。旧法较接近"结果等于规则的函数（以过错和地位为变量）"，新法更接近"结果等于过错、需要、收入、资产、子女、新配偶、亲属、公平等多重因素的函数"。变量更多，法官权力也更大。作者反复强调"一切取决于法官"，这既意味着个案更灵活、能处理复杂家庭现实、避免僵硬规则导致不公平，也意味着可预测性降低、类似案件可能结果不同、法官个人价值判断变得重要。从法治理论角度看，裁量与可预测性之间通常存在张力。在纳粹体制下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公平"究竟依据什么？并非完全自由主义意义上的个人权利和平等，而可能依据所谓民族利益、种族政策、性别角色、生育政策或"共同体"利益。法条越开放，解释者所处的政治与道德体系就越重要；形式上都是"衡平"，实质价值可能完全不同。

> 罗尔斯的两个正义原则全被违反了。

### 扶养权的丧失、再婚终止与死亡后的处理

新法加入了明确的扶养权丧失条款：如果领取人离婚后对支付方实施严重不当行为，或者违背支付方意愿过所谓"有损名誉、不道德"的生活，就可能丧失扶养请求权。后一类标准在今天看来非常危险，因为"不道德生活"本身高度价值判断化，又是一个典型的开放性条款。再婚通常使原扶养权消灭，其制度逻辑是新的婚姻形成新的主要扶养关系，旧配偶不应继续作为主要扶养来源，这说明扶养并不是终身不可改变的"损害赔偿年金"。关于支付方死亡后的处理，如果扶养义务完全等于侵权赔偿，理论上它容易被理解成普通债务从而进入遗产；但如果它是高度人身性的扶养关系，义务就可能因死亡而减弱或终止。1938 年法采取了混合处理：某些扶养义务可以继续影响遗产，但要依据继承人状况和遗产收益公平调整；特别的同等过错情况下的救济性扶养则因义务人死亡而终止。

### 离婚协议态度的转变

旧法院非常担心扶养协议实质上是在"花钱买离婚"，但 1938 年法明确承认夫妻可以在离婚前约定离婚后的扶养，即使协议促进了甚至使离婚成为可能，也不当然无效；当然如果夫妻虚构离婚事由或协议违反善良风俗，仍可能无效。这反映出法律从"尽量保护婚姻不被解除"部分转向"既然婚姻已经不能维持，就把解除后的经济秩序安排好"。

## 执行机制与反规避规则

法律权利如果不能执行就只是纸面权利，文章专门用大量篇幅讨论执行问题。从机制设计的角度看，这部分实际上在处理一个经典问题：法律义务一旦确立，债务人就有策略性规避的动机，因此制度必须配套反规避规则以恢复有效责任。

扶养请求权在执行法上享有优先地位。普通债权人不能无限扣押一个人的工资，否则债务人无法生活；但扶养权人可以主张"我靠这笔钱吃饭"，因此法律给予扶养债权优先执行地位，这是债权优先顺序中的典型价值选择。在反规避方面，文章列举了两种典型模式。第一种是工资转移：丈夫与老板约定不将工资付给自己而直接付给第二任妻子，形式上债务人收入为零，前妻似乎无法扣押；法律回应是仍视同工资属于丈夫，可以执行。第二种是劳动价值隐匿：丈夫将自己的企业转给新妻子，自己继续每天经营但宣称没有工资；形式上收入为零，实际上其劳动具有经济价值。新规则允许法院推定这种本应获得报酬的劳动存在合理报酬，即所谓"推定收入"。这与现代家庭法中处理"故意降低收入逃避抚养义务"的方法非常接近。此外，扶养债权在执行中获得优先保护，财产转移情形下第三人也可能承担责任。从现代法律经济学看，这些规则的目标都是降低执行规避的可能性。文章还讨论了所得税问题：当时法律原则上不允许义务人将法定扶养费从应税所得中直接扣除，领取方一般也不将法定扶养算作所得税意义上的普通收入，税制对这笔家庭内部转移采用了特定处理。这说明扶养法律绝不仅仅是"每月给多少钱"的问题，它与执行法、财产法、税法紧密相连。

## 统计数据的内生性问题

文章给出 1935 至 1937 年的离婚统计，例如 1937 年总离婚 46,786 件，其中丈夫有错 9,156 件、妻子有错 21,437 件、双方有错 16,193 件。表面上妻子被认定为过错方的数量非常高，但作者立即警告不应将司法统计直接当成婚姻行为的真实统计，因为法院记录的数据不是"自然产生"的，它受法律规则本身的影响。经济学上可以表达为：观察到的过错认定等于真实行为加上诉讼策略加上法律激励的总和。由于扶养资格取决于过错认定，夫妻会策略性地塑造诉讼，例如丈夫可能主动承担更多过错以换取妻子放弃扶养或避免妻子承担社会污名。因此司法统计不等于社会现实的直接度量，这是文章中非常值得注意的实证研究方法论警示。

## 法理分析：激励、保险与制度比较

### 两种制度下的诉讼激励

如果扶养与过错成正比，那么每一方都有很强动力证明自己无过错而对方有完全过错，结果会出现更多证据调查、更多私人生活揭露、更激烈的诉讼和更高的诉讼成本。如果扶养变为过错、需要、支付能力和公平的多变量函数，那么"证明对方绝对有错"的边际收益下降，但同时产生新的问题：当"公平"变量权重很大时，司法结果的方差上升，当事人更难精确预测判决。旧法可能更僵硬但更可预测，新法可能更灵活但不确定性更大。

### 现代家庭经济学的补充视角

文章主要使用过错、扶养需要、婚姻制度和公平等概念，但现代家庭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维度，即婚姻投资与人力资本损失。例如妻子为照顾孩子十年没有工作，丈夫十年内积累了专业技能、职业经验、社会网络和高工资，离婚后双方人力资本出现巨大差距，而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丈夫"有错"，而是婚姻中的分工造成了长期收入能力差异。现代经济分析可能主张扶养近似于对婚姻期间专门化分工所形成的人力资本损失的补偿，这比单纯的"谁有错"理论更容易解释现代离婚扶养制度。用一个简化模型来说：假设婚前双方收入能力均为 50，结婚后决定专业化，丈夫继续全职工作使收入能力升至 120，妻子承担家务和照顾孩子使市场收入能力降至 10。婚姻存续时家庭总产出可能因此提高，但离婚后丈夫保留 120 的人力资本，妻子只能得到 10。如果法律简单说"双方没有过错所以谁也不欠谁钱"，那么婚姻专业化产生的成本全部落到妻子身上。这是文章没有充分发展的一个现代视角。

### 制度变化的整体描述

用法律经济学的语言重新描述，整篇文章呈现的制度变化是从"基于过错的损害赔偿制度"逐渐转向"基于需要的关系性扶养制度"，但又没有完全摆脱过错。旧制度的核心是近似过错损害赔偿，1938 年制度则是婚姻持续义务、公平与过错的混合。离婚不再必须基于过错，双方都有错时主要过错方可能承担扶养，同等过错下困难方可能获得公平性扶养，无过错离婚也可产生扶养责任。金额标准从原有社会地位转向当前现实情况，对未来经济变化的参与程度增强，女性就业判断从阶层习惯转向当前合理期待，法官裁量显著扩大，执行中的反规避机制也进一步加强。

## 方法论警示：法律技术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区分

### 不应混淆的两个层面

Mankiewicz 多次对某些改革给予正面评价，尤其赞赏公平裁量、双方有错时仍可能扶养、减少离婚诉讼恶斗、反逃避执行机制等。但必须将其判断拆成两个层面。第一层是法律技术判断，例如"故意把工资转给新妻子来逃避扶养不应成功"，这是一个技术问题，今天也很容易理解和接受。第二层是制度价值判断，例如"婚姻是为民族共同体和种族繁衍服务"，这是纳粹意识形态。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读历史法律文本时不应做这样的推理：纳粹法律里出现了某个今天也有的制度，所以这个制度本身是纳粹性质的——这是错误的。也不应反过来：某个技术规则看起来合理，所以整个法律体系合理——同样错误。应当区分法律技术与政治意识形态，同时研究两者在何处发生连接。

### 无过错离婚与司法裁量的规范基础差异

现代自由主义家庭法中存在无过错离婚，纳粹德国也扩大了不完全基于过错的离婚，但二者的规范基础完全不同。现代自由主义可能主张国家不应强迫两个已经无法共同生活的成年人继续婚姻，纳粹法的论证则可能是如果婚姻已经不能实现民族、生育或共同体功能就没有继续保护的理由。形式上都是无过错离婚，规范基础上个人自主与民族共同体完全不同。同样，现代法也大量使用衡平因素，但自由主义法治中的裁量理论上受到基本人权、平等原则、正当程序、反歧视原则和上诉审查的约束；威权体制中的"公平"则可能由政治意识形态定义。因此不能只看法条里有没有"公平"两个字，必须追问：公平究竟依据什么规范体系？

### 婚姻定义的三重递进

全文有一个隐含的法理命题。如果认为婚姻是合同，那么离婚后最自然的问题就是谁违约、损失多少。如果认为婚姻是身份或制度，那么离婚后的问题变成这种曾经存在的身份关系是否仍然产生持续义务。如果进一步认为婚姻是国家工具，那么问题变成什么样的婚姻值得国家保护、什么样的婚姻符合国家的人口种族或社会政策。第三步正是纳粹婚姻法最危险的地方：它将私人亲密关系的价值系统性地从个人人格、平等和自主中抽离，转化为国家定义的集体目标。

## 结论

旧德国民法的答案更接近"婚姻解体以后对经济后果进行一种基于过错的私人法清算"；1938 年法的答案则更接近"婚姻即使解体，其经济义务仍可能根据过错、现实需要和公平持续存在，但这种制度被嵌入了纳粹关于民族、生育和种族的国家主义目标"。这篇文章最有价值的读法是看清同一个法律技术——扶养、衡平、无过错离婚、司法裁量——可以被完全不同的政治哲学所支撑。真正理解法律，必须同时分析条文结构、激励机制和它背后的规范理论。文章表面讲的是赡养费，实际上讲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婚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决定了什么时候允许离婚、离婚后谁欠谁钱、金额根据过去还是未来计算、贫困是否比过错更重要、国家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干预私人家庭。

亚洲发生了什么？

保罗·克鲁格曼 (Paul Krugman)
1998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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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肯定地说，没有人预料到亚洲当前爆发的这场危机。诚然，有一些对亚洲持怀疑态度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认为所谓“亚洲经济奇迹”的说法被夸大了，并指出亚洲最终必然会遭遇收益递减。还有一些人——同样包括我——在泰国危机爆发前一两年就发出了警告，指出东南亚国家的经常账户赤字与 1994 年的拉美国家一样高，甚至更高，并认为亚洲经济对金融危机并没有特殊的免疫力。但即便如此，悲观主义者也只预期会发生一场传统的货币危机，随后最多出现一次温和的经济衰退；我们认为，长期的增长放缓只会逐渐显现。然而，我们实际看到的却是一个更加复杂、更加剧烈的过程：国内资产市场崩溃、银行大面积倒闭、众多企业破产，以及一场比最悲观的预测者所预想的还要严重得多的实际经济衰退。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部分（但并非全部）亚洲经济体对危机“传染”的脆弱性。“MIT”经济体（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经历的共同遭遇，或许可以通过它们之间的直接经济联系以及出口产品的竞争性来解释。但韩国不仅地理位置上远离东南亚（直接经济联系微乎其微），而且在结构上截然不同——它早已完成了向非高度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转型，而这些产品至今仍主导着 MIT 国家的出口。那么，东南亚的危机是如何感染韩国的呢？事实上，“泰铢危机综合征（bahtulism）”在蔓延到东北亚时，又是如何变异成一种更具毒性的“毒株”的呢？

事已至此，我们发现自己又在扮演“理论追赶者”的角色——试图在事后建立一个框架，来思考那些已经发生的事件。但这绝非毫无意义的练习。首先，在撰写本文时，这场危机仍在发展中，政策也在“边做边摸索”中制定；我们能为讨论带来的任何清晰度都必然是有益的。此外，尽管这场危机的发展轨迹与标准货币危机模型的假设并不完全吻合，但这些模型在提供理解和政策制定的“初步框架”方面依然发挥了作用——了解这些模型的人比不了解的人做出了更准确的预测。关键在于，虽然我们为 1997 年亚洲危机构建的任何模型都必然会遗漏未来危机的某些关键特征，但它依然是有用的。

好了，道歉的话就说到这里。本文的目的是勾勒出一个理解亚洲危机本质的框架（这是一篇更技术性 companion piece [Krugman 1998] 的非正式版本）。我将论证，要理解亚洲发生了什么，必须采用一种与传统货币危机理论截然不同的方法。诚然，亚洲经济体确实经历了货币危机，通常的投机渠道也一如既往地发挥了作用。然而，货币危机只是一个更广泛的金融危机的一部分，而这个金融危机与货币或货币问题本身关系甚微，也与传统的财政问题没有太大关系。相反，要理解出了什么问题，我们需要关注传统货币危机分析中通常被忽视的两个问题：金融中介的作用（以及当这些中介监管不当时与之相关的道德风险），以及资本和土地等实际资产的价格。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以非正式的方式提出基本假设。第二部分简要回顾金融中介道德风险问题的标准分析，然后展示它如何导致总量上的过度投资。第三部分将焦点转向资产定价，展示道德风险如何导致资产定价过高；第四部分我们将展示，在对政府行为进行一些合理假设的情况下，一个资产定价过高的道德风险体制是如何变得容易遭受金融危机冲击的。最后一部分探讨这一图景在多大程度上合理地描绘了亚洲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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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思考亚洲危机

大多数国际经济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内）最初都是通过传统货币危机理论的视角来看待亚洲的经济困境的。该理论主要（有时是专门）关注汇率，而其他资产价格则被置于背景之中。在传统理论中，是什么引发了危机？在经典的“第一代”危机模型（Krugman 1979; Flood and Garber 1984）中，假设一个存在持续的货币融资预算赤字的政府，会使用有限的储备来盯住汇率；这种政策最终必然是不可持续的——而投资者试图预测不可避免的崩溃，会在储备降至某个临界水平时引发对货币的投机性攻击。在“第二代”模型（Obstfeld 1994, 1995）中，政策不再那么机械：政府通过权衡短期宏观经济灵活性与长期信誉，来选择是否捍卫盯住汇率。危机的逻辑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如果市场认为防御最终会失败，捍卫平价就会变得更加昂贵（例如，需要更高的利率）；因此，对货币的投机性攻击既可能是由于预期未来基本面恶化，也可能纯粹是由于自我实现的预言。

尽管这些模型在解释许多历史危机方面非常有用，但越来越明显的是，它们遗漏了亚洲 unfolding crisis（不断展开的危机）的重要方面。诚然，每次危机都不同——但亚洲危机在几个根本方面似乎与标准故事有所不同。

首先，驱动“第一代”危机模型的所有基本面因素，在任何受影响的亚洲经济体中似乎都不存在。在危机前夕，所有政府的财政都基本平衡；它们也没有从事不负责任的信贷创造或失控的货币扩张。特别是，它们的通货膨胀率非常低。

其次，尽管 1996 年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亚洲受害国在危机开始时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换句话说，似乎不存在那种为了追求更扩张性货币政策而放弃固定汇率的动机（这种动机通常被认为是 1992 年欧洲汇率机制（ERM）危机的原因）。（当然，贬值后的结果是戏剧性的经济收缩，而不是扩张）。

第三，在所有受影响的国家，在货币危机之前，资产市场都经历了一个繁荣 - 萧条周期：股票和土地价格飙升，然后暴跌（尽管危机后跌得更惨）。

最后，在所有国家，金融中介似乎是核心参与者。在泰国，所谓的“金融公司”（非银行中介）发挥了关键作用——它们借入短期资金（通常是美元），然后将这些资金借给投机性投资者，主要但不限于房地产。在韩国，参与的是更传统的银行，但它们同样大量借入短期资金，并为高度杠杆化的公司那些事后看来极具投机性的投资提供融资。

所有这些都表明，亚洲危机最好不被视为“第一代”模型中由财政赤字引发的问题，也不被视为“第二代”模型中由宏观经济诱惑引发的问题，而是由金融过度随后金融崩溃引发的问题。事实上，作为初步近似，货币和汇率可能与此关系不大：亚洲的故事实际上是关于一般资产价值的泡沫及随后的崩溃，货币危机更多是这种潜在的“真实”（在两种意义上）疾病的症状，而非原因。

那么，亚洲危机的真实图景应该是怎样的呢？让我提出以下故事：问题始于金融中介——这些机构的负债被认为具有隐性政府担保，但基本上不受监管，因此面临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些机构的过度风险贷款造成了通货膨胀——不是商品通胀，而是资产价格通胀。资产的高估部分是由一种循环过程维持的：风险贷款的激增推高了风险资产的价格，使得金融中介的财务状况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健康。

然后泡沫破裂了。我认为，危机的机制涉及同一个循环过程的逆转：资产价格下跌使得中介的资不抵债暴露无遗，迫使它们停止运营，进而导致进一步的资产通缩。这种循环性，反过来可以解释危机的惊人严重性，以及亚洲经济体对自我实现危机的明显脆弱性——这又帮助我们理解了为什么在经济联系很少的经济体之间会出现传染现象。

这就是亚洲危机的全部故事吗？当然不是，在本文最后一节我将讨论其他一些可能的方面。但“道德风险/资产泡沫”视角似乎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值得详细说明它是如何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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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道德风险与过度投资

众所周知，负债由政府担保的金融中介会带来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美国储贷危机（S&L debacle）就是经典案例：由于储蓄机构的存款人受到 FSLIC（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的担保，他们没有动力去监督这些机构的贷款行为；由于机构所有者不需要将自己的大量资金置于风险之中，他们完全有动力玩一场“赢了我拿，亏了纳税人买单”的游戏。

亚洲的情况要模糊得多。一般而言，金融机构的债权人并没有收到政府的明确担保。然而，新闻报道确实表明，大多数向泰国金融公司、韩国银行等提供资金的人相信他们会受到保护免受风险——这种印象因这些机构所有者强大的政治背景而得到强化。此外，在实践中，这些信念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都被经验所证实（至少在撰写本文时）。例如，所有泰国金融公司的存款人都受到了保护；在某些情况下，仅仅借钱给它们的人没有受到保护，但这些情况是例外，因此作为一般规则，金融公司的负债实际上确实被证明是有担保的。同样，虽然韩国在法律上有权宣布私人银行债务为私人问题并允许违约发生，但在实践中，截至撰写本文时，银行债务正很好地走在被国有化的过程中。

因此，作为初步近似，将危机前的亚洲经济体视为存在一类金融中介似乎并不为过，这些中介像美国的储蓄机构一样，能够以安全的利率筹集资金，然后以溢价利率将这些资金借出，为投机性投资提供融资。

一个熟悉的观点是，这类中介不仅有动力进行过度风险投资，而且有动力追求预期回报低但具有“肥厚右尾” 的投资——也就是说，有担保的中介的所有者喜欢那些如果运气好能带来高回报的投资，即使同时也有很大可能遭受沉重损失。

担保中介道德风险的逻辑可以用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Milgrom and Roberts, 1992, 470-476）提出的一个简单数值例子来说明。表 1 展示了一个从担保债权人那里筹集了 1 亿美元资金的金融中介所有者面临的选项。为了简单起见，我假设他不需要投入任何自有资本，并且如果机构破产，他可以毫无个人成本地一走了之。

假设有两种备选投资。一种产生 1.07 亿美元的已知现值；另一种如果在有利条件下将产生 1.2 亿美元，但在不利条件下只产生 8000 万美元。我还假设“好状态”和“坏状态”发生的可能性相等，因此这种风险投资的预期回报为 1 亿美元。

显然，即使是风险中性的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偏好安全资产。然而，金融中介的所有者知道，虽然他可以在好状态下获取超额回报，但他可以在坏状态下对损失一走了之。因此，如果他选择安全投资，他能稳赚 700 万；但如果他选择风险投资，他在好状态下赚 2000 万，在坏状态下不亏钱（因为有限责任），预期收益为 1000 万。因此，他的动机是选择风险投资，即使它的预期回报更低。这种投资决策的扭曲产生了无谓的社会损失：投入资本的预期净回报从 700 万美元降至零。

表 1：道德风险与投资决策

	安全投资	风险投资
好状态下的回报	1.07 亿	1.20 亿
坏状态下的回报	1.07 亿	0.80 亿
预期回报	1.07 亿	1.00 亿
所有者的预期回报	700 万	1000 万

关于道德风险如何扭曲投资的这个故事，如前所述，是众所周知的。但一个可能不太为人熟知的命题是：担保过度且监管不足的中介会导致整个经济的过度投资（尽管麦金农和皮尔 McKinnon and Pill, 1996 强调了这一点）。

为了理解原因，考虑一个简单的两期经济。在第一阶段，企业购买资本；在第二阶段，他们使用这些资本进行生产。为了简单起见，让我假设生产函数具有二次形式：

$$Q = (A+u)K - BK^2$$

其中 $u$ 是一个随机变量，为投资决策引入了一些不确定性。为了简单起见，我还假设这是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能够以固定的世界利率借款——并且实际利率为零。（可以重新定义单位，使其在任何情况下都成立）。

我们知道，在这个经济中，资本将获得其边际产出——即每单位资本的租金将为：

$$R = A+u - 2BK$$

在没有任何扭曲的情况下，资本将投资到预期回报等于资金成本（我们定义为 1）的点；因此在一个无扭曲的经济中，我们将有：

$$K = (A+Eu)/2B$$

现在让我们引入有担保的金融中介。与表 1 中的例子一样，我假设这些中介体现了一种非常极端的道德风险形式：它们的负债是有担保的，但它们的所有者不需要投入任何资本，并且如果机构失败，他们可以直接走人。我还做两个进一步的假设。首先，我假设有许多实际或潜在的中介，因此它们将竞争掉任何经济利润。其次，我将通过假设中介可以直接拥有资本来简化问题。在现实中，即使在亚洲，银行和类似银行的机构通常也是借钱而不是直接购买资本资产。然而，向从事风险投资的极高杠杆公司贷款——特别是当该公司属于一个实际上对贷款机构建立了控制性利益的工业集团时（见 Amsden 1989）——在事实上与直接购买资本非常相似。

这类中介会如何表现？从它们的角度来看，资本回报率超过世界安全利率（即任何 $R \gt 1$）的任何部分都代表纯利润。因此，只要存在任何世界状态——任何 $u$ 的实现——使得 $R \gt 1$，就会有纯利润。但鉴于我们关于潜在中介之间竞争的假设，任何这样的纯利润都会被竞争掉。唯一能发生这种情况的方法是：

• 所有资本最终都被有担保的中介购买。 这是一个极端的结果，但它确实捕捉到了亚洲企业按西方标准变得极高杠杆化的趋势。
• 投资被推高到在最有利可能的情况下 $R = 1$ 的点——也就是说，给定 $u$ 的最大可能值。这同样是一个极端的结果，但它确实捕捉到了亚洲企业明显倾向于过度乐观的投资。

让我引入一个术语来描述具有极端道德风险的中介竞争模型所预测的投资行为。在经济模型中，我们通常认为投资者会对相关变量的预期值做出反应。然而，在我提出的这类模型中，中介的所有者将关注我们可以称之为 “庞格洛斯”值（Pangloss values） 的东西：即如果事实证明我们生活在（从他们的角度来看）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个时，变量所取的值。（注：Pangloss 源自伏尔泰小说《老实人》中盲目乐观的庞格洛斯博士，此处指代“最乐观预期值”。）

因此，假设 $A = 2, B = 0.5$，且 $u$ 等于 0 或 1 的概率相等。无扭曲的投资水平将设定 $K = 2.5$。然而，如果存在易受道德风险影响的金融中介，它们将挤出股权投资，并将资本存量推高至 3。这种过度投资将降低预期福利，因为在有利状态下增加的回报告无法抵消不利状态下增加损失。

可能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扭曲的后果很容易被全球化加剧。假设这个国家无法进入世界资本市场——例如，它必须依赖对利率无反应的固定国内储蓄供应。那么，中介产生的过度投资需求实际上不会导致过度投资——它所做的只是推高利率。以经典的“次优（second-best）”方式，向这样一个经济提供世界资本市场的准入，实际上可能会使经济变得更糟，因为它允许金融部门的道德风险转化为实际的过度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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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产价格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隐含地假设资本货物的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因此由于金融过度导致的所有投资需求增加都转化为实际投资量的增加。事实上，亚洲经济体不仅在投资上，而且（甚至尤其是）在资产价格上经历了明显的繁荣 - 萧条周期。据推测，这反映了资产的供给是缺乏弹性的。因此，现在让我们走向另一个极端，考虑一个资产供给完全无弹性的模型，其中中介的影响不在于数量而在于价格。

最简单的方法是想象唯一可用的资产是土地，它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毁灭。再次让我们最初考虑一个两期模型。在第一阶段，投资者竞标土地，设定其价格。在第二阶段，他们获得租金，这在竞标时是不确定的。

一个数值例子足以说明这里的要点。假设一单位土地的租金可能是 25（概率为 2/3），或者是 100（概率为 1/3）。风险中性的投资者然后愿意为这块土地的使用权支付 $(2/3) \times 25 + (1/3) \times 100 = 50$。

但现在假设有金融中介，再次能够以世界利率借款（再次标准化为零），因为它们被认为是有担保的。并且和以前一样，我们假设所有者不需要投入任何自己的资金，但中介之间的竞争消除了任何预期经济利润。

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中介将愿意竞标土地，其依据不是未来租金的预期值，而是 “庞格洛斯”值（最乐观值）——在这种情况下是 100。因此，所有土地最终都将由中介拥有，土地价格将是无扭曲经济中的两倍。

这个博弈的单次性质会影响结果吗？起初可能看起来会。假设我们从两期经济转向三期经济，在第二期和第三期，土地租金再次是随机的，分别为 25 和 100，概率分别为 2/3 和 1/3。让我们继续假设零利率（这现在不仅仅是标准化，但对结果没有本质影响）。在无扭曲的经济中，我们可以向后求解价格。第三期的预期租金，因此在第二期结束时购买的土地价格，是 50。第一期购买的土地的预期回报因此是第二期的预期租金（50）加上可以出售的预期价格（也是 50），第一期价格为 100。当然，这也是这两个时期的总预期租金。（在这个例子中，即使在无扭曲的情况下，土地价格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从 100 下降到 50。这仅仅是有限视野的产物，应被视为基线）。

现在假设中介处于能够借款并获得担保的地位。再次向后推导，在第二期结束时，它们将愿意支付第三期租金的“庞格洛斯”值，即 100。在第一期，它们将愿意支付它们希望从一块土地上实现的最大价值：第二期的“庞格洛斯”租金，加上该期结束时土地的“庞格洛斯”价格。因此，有中介介入时第一期的土地价格将是 200——再次是无扭曲价格的两倍。

看来，模型的多期版本（其中部分投资回报取决于资产的未来价格）对于担保中介施加的价格扭曲并没有实质性影响。然而，一旦我们考虑到金融体制可能发生变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道德风险可能只是“有时存在”的东西——这个结果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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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去中介化与危机

让我们继续聚焦于我们的三期经济，第二期和第三期土地租金是随机的。并且让我们继续假设，在第一期，具有担保负债的中介之间的竞争导致资产价格由“庞格洛斯”值而非预期回报决定。然而，现在让我们引入这种体制可能不会持续的可能性——即从第二期延续到第三期的负债可能不再被担保。

作为第一步，让我们简单地假设体制变化是外生的——即从投资者的角度来看，政府只是在第二期有概率 $p$ 可信地宣布今后中介的债权人将“自负盈亏”。（也许这反映了选举出了一个不再愿意容忍“裙带资本主义”的改革派政府；或者也许道德风险的终结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

再次，我们向后推导，考虑第二期的土地价格。如果中介的负债不被担保，那么没有人会借钱给它们（道德风险将依然存在，但其负担现在将由投资者而不是政府承担）。因此，中介活动将崩溃，土地价格将仅反映其 50 的预期回报。另一方面，如果中介得到担保，价格仍将是 100。

那么第一期的土地价格呢？投资者现在面临两个不确定性来源：他们不知道第二期的租金是高还是低，也不知道第二期的土地价格将反映预期值还是“庞格洛斯”值。然而，只要在第一期中介之间存在竞争，土地价格就会再次被推高到反映最有利可能结果的水平：租金 100 和价格 100。因此，即使这是一个所有人都知道去中介化和资产价格下跌是可能的多期世界，当前的资产价格仍然被设定得好像这种可能性不存在一样！

现在让我们进入真正有趣的部分：考察当体制变化是内生时会发生什么。

在现实中，纵观亚洲的危机弧线，确实发生了金融体制的重大变化。金融公司被关闭，银行被迫在最好的情况下减少风险贷款，在 worst case 下关门大吉；即使 IMF 没有将金融清理作为援助的条件，那些愉快的隐性担保和为风险投资提供轻松贷款的日子，显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已经结束。但是什么引发了这种体制变化？不是经济哲学的外生变化：金融中介被限制，恰恰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损失了大量资金。

这表明，对隐性担保决定的一种相当现实建模方式是假设：它们只有在必须被兑现之前才可用（或更一般地说，直到兑现它们被证明代价足够高昂之前——Krugman 1998 中使用的标准）。在我们三期例子的语境中，这个标准可以替代地表述为这样一个命题：金融中介的债权人将恰好被救助一次。

为了看看这意味着什么，首先假设在第二期租金令人失望——是 25，而不是 100。鉴于我们模型的结构，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这不应该对第二期结束时的土地价格产生影响，因为它没有改变未来租金的概率分布。但是，第二期低于“庞格洛斯”值的租金意味着，中介的债权人在该期需要被救助，因此未来的债权人不能再指望同样的救助。因此，中介崩溃，土地价格从 100 跌至预期租金 50。

请注意，这意味着对第一期建立的中介损失存在放大效应（magnification effect）。关于经济的“真实”消息是，第二期的租金是 25，而不是希望的 100。但是以 200 购买的土地现在只能产生 25 的租金加上 50 的转售价值，损失 125，而不仅仅是 75。放大效应当然是由去中介化的循环逻辑引起的：现有机构损失驱动的预期去中介化，降低了资产价格，从而放大了这些损失。

现在我们来到了多重均衡（multiple equilibria） 的可能性。假设事实上中介一直很幸运，第二期的租金确实达到了 100。现在如果每个人都预期政府在未来将继续担保中介，第二期结束时的土地价格也将是 100。在这种情况下，不需要救助；因此，中介的政府担保实际上将继续。

但另一方面，假设尽管第二期租金很高，潜在债权人却确信中介新产生的负债将不再有担保。那么它们将无法吸引资金，第二期的土地价格将只有 50。这意味着，那些在第一期基于“庞格洛斯”值（包括土地销售“庞格洛斯”值 100）借款的中介将需要救助——而且由于政府提供救助的意愿现在已经耗尽，投资者的悲观情绪是合理的。

简而言之，我们这个程式化的小模型似乎生成了一个关于自我实现的金融危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暴跌的资产价格破坏了银行，而银行的崩溃反过来又证实了资产价格的下跌。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讲述亚洲危机故事所需的要素。回想本文第一部分，危机之所以显得令人困惑，是因为：

• 缺乏通常的货币压力来源，无论是财政赤字还是宏观经济困难的形式；
• 在货币危机之前，资产价格出现了明显的繁荣 - 萧条周期；
• 在缺乏强烈负面冲击的情况下危机的严重性，以及最初危机蔓延到似乎与最初受害国几乎没有经济联系的国家。

我们现在有了一种 admittedly primitive（admittedly 原始）但依然具有启发性的方法来理解这些悖论。传统脆弱性指标没有发出危机信号的原因在于，问题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之外：潜在的政策错误，就像造成储贷危机的担保一样，在事后之前并不是政府可见负债的一部分。金融过度造成的繁荣 - 萧条周期先于货币危机，因为金融危机才是整个过程的真正驱动力，货币波动更多是症状而非原因。危机能够在没有巨大外生冲击或强大经济联系的情况下蔓延，可以这样解释：受影响的亚洲经济体无论如何都处于一种 “亚稳态（metastable state）”——极易受到自我实现的悲观情绪的影响，这种情绪能够且确实产生了资产通缩和去中介化的向下螺旋。

这听起来非常完美，但也正因为太完美而显得过于简化了。因此，在本文的最后一节，让我们对这个故事提出一些限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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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问题与限定

任何试图为复杂经济问题开发简单模型的尝试，都会引发关于“遗漏了什么”的问题。我意识到有五个主要问题在模型中的缺失让我的现实感感到不安。

首先，模型假设金融中介没有任何有用目的，它是一个纯粹的寻租工具。这个假设有助于集中关注道德风险问题，但可能会错过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米什金（Mishkin, 1992）有力地论证说，金融危机对增长产生如此严重影响，恰恰是因为它们破坏了金融中介的生产性活动。

其次，模型的单部门、单资产性质抽象掉了道德风险的一个重要方面（仅在我的第一个例子中被认识到）：所进行投资类型的偏差。（事实上，关于贷款道德风险的标准讨论侧重于类型，而非数量）。在实践中，至少部分亚洲危机与不明智的投资（办公楼、汽车厂）有关，而不是单纯的过度投资。

第三，实际经验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相对价格的巨大变化。即使货币因素不是真正关键的，与亚洲国家危机相关的巨大实际贬值（real depreciations）可能是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除其他外，它们可能在解释为什么金融危机会导致如此大规模的产出下降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第四，为了分析的简单性，这个模型做了一个极端的假设：中介不投资任何自有资本，也（由于自由进入）没有任何 “特许权价值（franchise value）”。这产生了极其有用的简化结果，即中介只关心“庞格洛斯”值，使我们能够绕过 otherwise（否则）可能很复杂的期权价值分析。这种简化的代价是，模型预测中介“几乎总是”需要救助，因为竞争将它们推到了在任何世界状态下都不赚取经济利润的点，并且只有在最有利的可能状态下才能覆盖成本。一个明显的下一步是“咬牙”尝试对中介所有者确实有东西要损失时的道德风险进行建模。

最后，将亚洲所有的过度投资和资产高估都归咎于国内金融中介，显然是错误的。毕竟，个人——以及外国机构投资者——在所有现在陷入危机的经济体中都购买了股票甚至房地产。这表明其他类型的市场失灵，特别是投资者的 “羊群效应（herding）”，仍然具有一定的解释作用。

因此，这个模型只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尽管如此，它确实讲述了一个似乎与亚洲危机的酝酿过程以及危机发生时的机制都有些相似的故事。如果这个故事在本质上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这些一直试图用传统货币危机模型来理解这场危机的人就走错了方向：亚洲危机可能只是偶然与货币有关。相反，它主要关乎不良银行业及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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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Amsden, A. (1989) Asia's Next Giant: South Korea and late industrializ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lood, R. and Garber, P. (1984) "Collapsing exchange rate regimes: some linear exampl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7:1-13
• Krugman, P. (1979) "A model of balance of payments crise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1: 311-325
• Krugman, P. (1996) "Are currency crises self-fulfilling?",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 Krugman, P. (1998), "Bubble, boom, crash: theoretical notes on Asia's crisis", mimeo.
• Milgrom, P. and Roberts, J. (1992) Economics,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New York: Prentice-Hall.
• McKinnon, R. and Pill, H. (1996), "Credible liberaliz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s: the overborrowing syndrome", in T. Ito and A.O. Krueger, eds., Financial Deregulation and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Mishkin, F. (1992), "Anatomy of a Financial Crisi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115-30.
• Obstfeld, M. (1994) "The logic of currency crises", Cahiers Economiques et Monetaires 43:189-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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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对男性的气味筛选这一块我们也有大量的测试，例如棉材质衣服的效果最好、互联网宣传的香水和自身的汗液会降低效果。）

第一章 为什么相爱：婚恋的经济学基础

1. 幸福、意义与亲密关系
2. 每个人既是甲方也是乙方
3. 年轻的我与老年的我：跨期选择
4. 合作剩余：两个人为什么可能比一个人更好
5. 无限期重复博弈：长期关系为什么能够产生信任

第二章 和谁在一起：匹配、信息与选择

1. 我们在寻找什么样的人
2. 男女差异与个体差异
3. 同质匹配还是互补分工
4. 信息不对称：你究竟了解一个人多少
5. 逆向选择：怎样避免不可接受的类型
6. 自我选择：向保险公司学习筛选
7. Big Five、依恋与生活结构评估
8. 情绪价值、谄媚与危险信号
9. 案例：彩礼、嫁妆与婚姻市场

第三章 如何长期合作：契约、激励与关系治理

1. 关系专用投资
2. 敲竹杠问题
3. 确立关系之后：道德风险
4. 从保险合同理解风险共担
5. 为什么爱情必然是不完全契约
6. 决策权、剩余索取权与激励
7. 什么是好的关系规则
8. 从 Fuller 到关系的元规则
9. 恋爱宪法
10. 受托责任
11. 婚前协议与退出安排

第四章 两个人如何相处：情绪、依恋、冲突与性

1. 情绪作为关系反馈系统
2. 情绪价值与真实支持
3. 依恋系统如何塑造互动
4. 间歇性强化：为什么痛苦关系令人难以离开
5. 斯金纳的鸽子与关系成瘾
6. 小缺点如何变成大冲突
7. NVC 与关系修复，不确定性的消除
8. 依恋、权力角色与性偏好
9. BDSM 与性偏好的实证研究
10. 成人平台的数据能告诉我们什么
11. 退出、分手与恢复

第五章 从情侣到家庭：生产、生育与代际制度

1. 家庭到底是一种什么组织
2. 工作、家务与比较优势
3. 性别、权力与不同平等观
4. 女权主义内部的分化
5. 价值观差异、政治极化与关系质量
6. 怀孕与分娩
7. 养育与家庭分工
8. 决策权、责任与反馈机制
9. 赡养与代际契约
10. 人的一生：作为孩子、伴侣、父母和照护者
11. 遗产设计

上面是大致的目录

先放一下第一篇的 demo

写在前面

本书面向受过良好教育、但不需要经济学或心理学专业背景的读者。专业术语只在确有必要时使用，并在第一次出现时解释。

本书讨论的一些议题涉及心理健康、婚前协议、生育、性和家庭财产。这里提供的是分析框架与一般信息，不替代医生、心理咨询师、律师或其他专业人士对具体情况的判断。涉及暴力、威胁、强迫或明显的人身安全风险时，首要问题是确保安全。

亲密关系不是靠神秘维持的。它是在不完全信息下开始，在时间中不断交换真实信息，通过投入和规则形成合作，又必须依靠反馈、责任与修复继续存在的一种长期关系。

C1 你和我，现在和未来

婚恋的意义：我们究竟希望从关系中获得什么？

在探讨社交联结（Social Bonding）之前，有必要先分析它的镜像面，即社交联结的缺失或社交孤立（Social Isolation）。关于社交孤立的生物学影响，以及动物或人类在特定生命阶段遭受社交孤立所产生的负面后果，现有的科学文献极其详实。

对于内向者而言，选择减少与他人相处的时间并不一定会对自己造成伤害。许多人偏好独处，也享受与一两个亲密朋友共度的时光。内向者在进行某些形式的社交互动时，其释放的多巴胺含量实际上比外向者更高，因此他们通过非常简短或稀疏的社交互动就能感到动力十足且满足。他们不需要大量的社交参与就能获得饱腹感。

然而，科学定义上的社交孤立，是指动物或人类被剥夺了其主观渴望拥有的社交接触。孤独是当我们的预期与现实发生偏离时所产生的痛苦。至于我们预期如何以及现实结果如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高度主观的。你对友谊的期待可能与他人的期待完全不同，但支撑友谊纽带的底层神经回路却是完全一致的。背侧缝际核及其中的多巴胺神经元，正是社交友谊以及所有类型社会纽带的基础。

回顾过去一百多年来的相关研究，社交孤立最核心的影响在于它会带来巨大的压力。社交孤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压力激素的长期升高，例如肾上腺素（Adrenaline，亦称 Epinephrine）和皮质醇（Cortisol）。在健康水平下，皮质醇有助于抗炎，并能确保我们在清晨拥有能量并在全天保持专注。然而，作为社交孤立的后果，如果皮质醇水平长期处于高位，免疫系统就会受损，大脑和身体会开始释放其他化学物质，旨在激励个体去寻求社交联结。

其中一种关键的化学物质是名为速激肽（Tachykinin）的肽类。速激肽普遍存在于苍蝇、小鼠和人类体内。在社交孤立的情况下，速激肽的水平会上升。由于大脑中特定区域分布着速激肽受体，社交孤立后的个体往往会感到极度烦躁且具有攻击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违背直觉的：人们通常认为，如果一个动物或人类在长期孤立后获得社交机会，他们应该会因为终于得到了匮乏已久的“社交营养”而表现得非常愉悦。但事实并非如此，长期的社交孤立改变了大脑和身体的本质，使得建立社交联系变得更加困难，甚至让被孤立者对他人的态度变得急躁且具有攻击性。

虽然社交孤立的病理学并不能直接揭示健康社交联结的运作机制，但必须指出，社交孤立会迅速导致大脑和身体某些机能的退化。这种退化的速度取决于个体的内向或外向程度。如果你因为某些原因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社交孤立并渴望社交接触，这种渴望实际上是健康的。这种对社交接触的渴望拥有特定的神经回路和神经化学特征，了解这些特征可以帮助我们在各种社交场景中建立更好的联系。

当我们获得预期的社交互动时，我们会表现出亲社会性（pro-social）。然而，如果我们长期处于社交孤立状态，即长时间没有与他人进行互动，我们实际上会变得更加内向。这与之前提到的速激肽（tachykinin）系统或陷入慢性压力状态是不同的。目前在人类和动物研究中已经明确证实，如果个体缺乏足够的社交互动，他们实际上会变得反社会（antisocial）。

亲密关系会把很多人生维度捆绑在一起：陪伴、性、情感支持、经济合作、家庭组织、照护、育儿、社会关系，以及对未来的探索。判断关系不能只看某一刻的情绪峰值，两个人进入长期关系，往往意味着把原本分散在多个领域的决定逐渐结合起来。这与社交媒体所呈现的“生活广告”形成了鲜明对比。社交媒体往往展示一种令人向往却难以企及的完美生活，而电影、书籍和音乐等艺术形式，也一度成为这种“独特且不完美”关系的广告。然而，现代人却面临着一种困境：他们在拥有现实关系的同时，通过社交媒体不断接触到他人生活中经过精心修饰的片段，这引发了一种对“未得之物”的渴求。这种渴求破坏了人们对当下生活的满足感，而幸福的本质恰恰在于沉浸于你已拥有的那份完整之中，而非不断索求更多。无论是社交媒体上的完美生活，还是色情制品中的理想化性爱，它们本质上都是一种“梦幻生活”的碎片，通过展示最诱人的部分，误导人们认为这就是生活的标准。然而，现实中的人们普遍存在缺陷，但我们对爱的渴望是共通的。许多拥有巨大财富、名望或伴侣的人依然感到极度痛苦，原因就在于他们缺失了那种基础的、深刻的连接——即作为一个人，被他人完整地爱着、被看见并被接纳。这种连接感是人类发展的基石，正如婴儿与母亲之间的纽带。寻找这种连接的正确路径并非通过童话或理想化的色情影像，而是通过回归现实，接纳彼此的真实与不完美。

每个人既是甲方，也是乙方

“择偶标准”经常被写成购物清单：身高、收入、学历、性格、家庭背景、情绪稳定、有没有房、愿不愿意生育。这样列当然有用，但它只回答了一半的问题。

长期关系不是单边购买，而是双向选择。你在选择别人，别人也在选择你。

求职就是一个类似例子：你选择公司，公司也选择你。恋爱比求职更复杂，因为双方交换的不是一项标准化劳动，而是大量难以量化的时间、注意、照顾、承诺、性、社交资源和未来选择。

这里还要区分“我付出了很多”和“我提供了对方真正需要的东西”。一方可能不断转账，另一方真正需要的是可预期的陪伴；一方可能每天给建议，另一方需要的是先被拥抱。付出成本、付出数量和对方获得的价值不是同一件事。

一个简单练习是写四列：我需要什么；我能稳定提供什么；对方能稳定提供什么；对方需要什么。

然后进行反思：哪些是短期的，哪些是长期的？

年轻的我与老年的我：跨期选择

在年轻时结婚，通过共同经历人生发展的各个阶段，夫妻双方往往能培养出更强的适应能力。随着年龄增长，人的习惯会变得僵化（例如对牙膏摆放位置的执念），而早期的共同生活能有效打破这种僵化。

跨期选择，就是今天作出的决定，会在不同时间产生收益和成本，而不同阶段的自己对这些结果可能看得不一样。婚恋几乎天然是一种跨期选择。

问题是：人会变化，世界也会变化。身体、收入、工作、父母状况、孩子、居住地点都会变化，因此同一个伴侣特质在不同阶段的重要性也会改变。

二十二岁的你可能最在意新鲜感、吸引力和一起探索世界；三十二岁的你可能更在意工作城市、生育计划和家庭责任；五十二岁的你可能开始认真面对健康、父母养老和资产安排；七十二岁的你关心的又可能是陪伴、照护与独立生活能力。

跨期选择最困难的地方，是“现在的我”要替“未来的我”做决定，而未来的我没有投票权。

例如，为了结束异地，一方迁到另一座城市。眼前收益很明确：终于可以每天见面。但未来成本可能包括职业中断、社交网络丧失、对伴侣的经济依赖。又例如，一段关系当下非常刺激，但对未来重要问题始终避而不谈。今天的快乐是真实的，未来的不确定也是真实的。

经济学里常用时间不一致描述一种现象：我们在冷静状态下为未来制定的计划，到真正执行时可能改变。比如你决定以后发生冲突要先冷静二十分钟再谈，真正生气时却立刻发出几十条消息。婚恋中的长期主义，不是要求人死守坚持旧计划，而是承认未来可能有变化，并提前设计修正机制。

另一个可以放在旁边理解的概念是双曲贴现。它是描述人特别容易高估眼前收益、低估较远未来影响的一类模型。当即时奖赏非常强烈时，我们往往会对长期后果异常宽容。

男女共同和分别看重什么？

人们在长期承诺的配偶关系（如婚姻伴侣或长期浪漫关系）中所寻找的特质，与在短期关系（如休闲性行为、一夜情或短暂出轨）中所寻找的特质是截然不同的。

在男女共有的“普遍欲望”中，包括智力、善良、相互吸引和爱情。在博茨瓦纳的昆桑族（Kung San）中，他们描述的坠入情网的经历与我们几乎完全一致。他们甚至能区分爱情的“迷恋阶段”（infatuation stage）和“依恋阶段”（attachment phase）。这种疯狂的迷恋和痴迷状态通常只能维持六周到六个月，否则高频触发的多巴胺回路会让人无法兼顾生活中的其他事务。

此外，共同的择偶标准还包括身体健康、可靠性以及情绪调节。无论是在南非的祖鲁部落、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葡萄牙还是挪威的奥斯陆，这些特质都是全球通用的长期择偶标准。

至于性别差异，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相比于男性，女性更看重良好的经济赚取能力、略大的年龄以及与资源获取相关的特质。这包括男性的社会地位、上进心和野心。“长期的资源轨迹”（long-term resource trajectory），因为女性往往不仅看重男性当下的资源，更看重他未来的发展趋势。女性会观察一名男性是致力于职业发展、拥有清晰的目标和抱负，还是处于生存危机中，终日沉溺于电子游戏和消极消费。

男性在评估伴侣时，对“身体吸引力”的重视程度始终高于女性。这并非指女性对外观无感——女性同样关注男性的体格、肩臀比以及健康线索——但男性在这一维度上的偏好在跨文化研究中表现得更为强烈。有趣的是，男性往往会误判女性的审美，认为女性喜欢极度发达的肌肉，而实际上女性更倾向于匀称健壮的体型。

外貌提供了关于一个人健康状况的大量信息。对男性而言，女性的外貌更是其生育力（fertility）和生殖价值（reproductive value）的重要指标。尽管男性在潜意识中未必会直接联想到生育力，但他们进化出了对相关线索的审美偏好。这些线索通常与青春和健康紧密相关，因为青春是预测生殖价值最强有力的信号。

过去二十年的科学研究推翻了“美感完全是主观或文化任意规定”的传统观点。研究表明，男性认为有吸引力的特征——如洁净的皮肤、明亮的眼睛、对称的面部特征、低腰臀比、丰满的双唇以及有光泽的头发——无一不与青春和健康挂钩。因此，男性对外观的关注并非肤浅的表象，而是有着深刻的生物学逻辑支撑。其中，对相对年轻化的追求是择偶偏好中最显著的性别差异之一。

在长期择偶选择中，存在着普遍的年龄偏好：女性倾向于选择比自己稍长的男性，而男性则倾向于选择比自己年轻的女性。研究表明，这种年龄差距的具体数值取决于男性的年龄。男性平均偏好比自己小 3 到 4 岁的女性，而女性则平均偏好比自己大 3.5 到 4.5 岁的男性。

随着男性年龄的增长，他们偏好的女性与自己的年龄差距会日益扩大。这一点可以从实际的婚姻统计数据和表达出的主观偏好中得到证实。以美国为例，初婚的平均年龄差距为 3 岁（男性年长）；二婚时差距扩大到 5 岁；而到了三婚，这一差距则增加到 8 岁。这说明男性在经历离婚并再婚的过程中，往往会选择年龄跨度越来越大的年轻女性。在主观偏好方面，这种趋势同样明显。例如，一名 25 岁的男性可能偏好 20 岁出头的女性；35 岁的男性可能偏好 20 岁末或 30 岁初的女性；而一名 50 岁的男性可能偏好 35 到 38 岁的女性。虽然偏好的绝对年龄在上升，但双方的年龄跨度却在不断扩大。

人类的生育高峰大约在 24 至 25 岁。那么，为什么 60 岁的男性不一致地优先选择 25 岁的女性呢？这涉及到一个“互惠性双向择偶”（reciprocal mutual mate choice）的现象。首先，女性的选择限制了这一方程；其次，在现代环境下，长期婚姻关系不仅是生殖联盟，还包含许多生活层面的互动。如果年龄差距过大，双方本质上会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例如听着不同的歌曲长大。当这种文化隔阂过大时，双方会难以互相理解。

然而，在没有这些限制的背景下，例如历史上的国王、皇帝或独裁者，他们表现出的偏好往往更接近生物本能，即偏好年轻、多产且具有吸引力的女性。在拥有后宫的制度中，他们会挑选这类女性，并在她们年满 30 岁左右时将其替换出宫。在现代，当男性处于拥有极高择偶权力的位置时（如拥有成千上万的潜在选择），这种对年轻女性的清晰偏好就会显现出来。例如，互联网上曾流传一张关于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女友年龄的图表，显示随着他本人年龄增长，其历任女友的年龄始终保持在 20 岁出头，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此外，文化差异在择偶偏好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对 37 种文化的研究中，对“贞洁”（即无既往性经验）的偏好是跨文化差异最大的指标。在不远前的中国，伴侣是否为处女被认为是择偶中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在瑞典，人们对此的重视程度几乎为零，甚至有人认为成年后的处女状态是不受欢迎的“怪癖”。

这种偏好在不同性别间也存在差异。在存在性别差异的文化中，男性总是比女性更看重贞洁。

在过去，由于社会规范的天花板效应，男女双方都认为贞洁绝对重要。中国现代城市的调查发现对贞洁的重要性有所下降，但男性仍然比女性更加看重这一点。

在择偶过程中，男性对视觉线索的关注远超女性。而女性则拥有更敏锐的嗅觉和听觉（如声音特质）。对于女性而言，嗅觉线索至关重要。如果一个男性的气味“不对”，即便他具备了女性所要求的所有其他品质，这也往往是一个决定性的拒绝因素。

研究表明，虽然很多择偶行为是自觉的，但其中也包含完全无意识的元素。这与人类对食物的偏好类似：我们能感知到某些食物美味可口，而另一些则令人作呕，但我们往往并不理解其背后的适应性逻辑（adaptive logic）。在择偶中，男性会被低腰臀比的女性强烈吸引，他们能意识到这种吸引力的存在，却极少有人知道这种偏好其实有着深刻的生理基础——低腰臀比通常与更高的生育力、更少的内分泌问题以及更年轻的生理年龄相关。换言之，人类往往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却并不知晓为什么想要。

因此，与其进行上百次的短信往来，不如直接约对方喝杯咖啡进行面对面的互动。通过实际接触，你可以对一个人有更准确的把握。虽然像情绪调节这类特质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评估，无法通过半小时的互动完全看透，但面对面的交流能提供比文字信息真实得多的反馈。

关于性伴侣选择（即短期择偶）外貌是一个关键因素。对于女性而言，外貌在长期择偶中虽然重要，但其重要性不如男性所认为的那样高；然而在短期择偶中，外貌的权重会大幅提升，女性会高度关注男性的身体吸引力。相比之下，男性在短期择偶中虽然依然看重外貌，但存在一个重要的修正：在低承诺、低风险、不涉及复杂情感纠葛的情境下，男性往往愿意降低他们的择偶标准。

在特质偏好上，女性在短期择偶中更倾向于优先选择所谓的“浪子”（bad boy）特质。这些特质包括极度的自信、昂首阔步的姿态、略显傲慢的气质、冒险精神以及对传统习俗的蔑视。相比之下，在长期择偶时，她们更看重“好父亲”特质，会考量对方是否可靠，以及是否能成为孩子负责任的父亲。

此外，女性在短期择偶中还会运用一种“择偶模仿”（mate-copying）的启发式策略。科学实验表明，同一名男性在与有吸引力的女性并排出现时，其被感知的吸引力要远高于其独自出现时。在现代社交语境下，这种注意力结构往往通过社交媒体的关注度等指标来体现，成为个体在更广泛社区中地位的索引。如果一个男性被成千上万的其他女性视为有吸引力，那么女性也会倾向于认为他极具魅力，这解释了“追星族”（groupie）现象。以摇滚明星为例，如果仅向女性展示其静态照片，她们给出的吸引力评分可能并不突出；但如果告知其身份，并展示数千名女性为其疯狂尖叫的场景，女性对其吸引力的判断会完全改观。

这反映了一个核心观点：女性对男性的吸引力感知具有更强的情境特异性（context-specific），其随环境变化的程度远高于男性。例如，一位女性学者在学术会议上可能会觉得会议组织者非常有魅力，因为他当时处于“注意力结构”（attention structure）的中心，在台上指挥全局并受到众人瞩目。然而六个月后，当这位组织者仅仅作为一名普通报告人出现，不再占据注意力核心时，她可能会觉得他毫无吸引力。这种现象说明，女性的择偶吸引力判断高度依赖于环境：包括男性的社会地位、对他感兴趣的女性数量、他在注意力结构中的位置，甚至是他与幼犬或婴儿互动的方式（例如是忽视处于困境的婴儿，还是与幼儿积极互动）。而对于男性来说，情境因素往往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更倾向于锁定女性所展现出的特定心理物理线索（psychophysical cues），而较少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择偶价值包含两个层面：

• 一是“共识性择偶价值”（Consensual Mate Value），即如果询问一百个人，大家会对某人的吸引力等级达成一定的共识（例如某人是 8 分，某人是 6 分）；
• 二是“个体差异性价值”。例如，一位热爱俄罗斯文学的女教授可能会高度青睐同样深谙此道的男性，以便进行深度交流。这种特质对她而言是极高的择偶价值，但对其他人来说可能并不重要。这种个体差异的存在是一件好事，因为如果所有人都追求完全相同的目标，且对价值的评估完全一致，那么世界上将会出现大量无法脱单且对生活极度不满的人。

欺骗、不忠与暴力

某些形式的欺骗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史上一直存在。其中一种重要的欺骗形式，是关于个体究竟是对长期承诺关系感兴趣，还是仅寻求短期的性接触。

这种欺骗在男性身上尤为常见。有报告指出（尽管 Tinder 官方对此予以否认），Tinder 上约有 30% 的男性其实已婚或正处于长期的承诺关系中，但他们仍在寻找“场外”的机会。从成功吸引配偶的角度来看，如果男性直白地表现出“我只对短期交友感兴趣”或“我现在就想发生性关系，跟我回公寓吧”，通常是非常低效的策略。相比之下，更有效的策略往往是展示出对长期关系的兴趣信号。对于那些寻求长期伴侣的女性来说，这种信号极具吸引力，因此也构成了欺骗的基础。

在关于欺骗的研究中，男性倾向于夸大对女性感情的深度，夸大双方的相似性，以及在价值观、宗教取向和政治观点等方面的契合度。这种欺骗很可能是一种在进化过程中反复出现的模式，而女性也相应地进化出了针对性的防御机制。

人类是在小群体生活的背景下进化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不仅能通过个人观察了解某人的品质，还能通过亲属、朋友、盟友以及该个体的社会声誉来获取信息。这些关键的信息来源在现代环境中变得不再那么触手可及。由于人口流动性大，人们经常在不同地点间迁移，他们可以随时注销一个网络个人资料并开启另一个，甚至可以同时运行六个不同的档案。因此，现代环境为欺骗提供了祖先环境下不具备、或程度远不及此的便利条件。

关于不忠行为的发生频率，目前很难给出一个精确的衡量，因为这是人类行为中最隐秘的形式之一。回顾 70 年前金赛（Kinsey）的经典研究，关于不忠的问题是当时大多数受访者拒绝回答的；一旦提及此类问题，往往会导致更多人退出研究。在人类普遍想要隐瞒的少数几件事中——如乱伦或谋杀——不忠行为赫然在列。尽管如此，金赛当年估计，约有 26% 的已婚女性和约 50% 的男性在婚姻中的某个阶段曾有过不忠行为。其他研究给出的数字可能较低，具体的统计数据会因匿名性的保障程度以及受访者对访谈者的信任度而有所波动。这里的“不忠”特指在伴侣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他人发生性关系。虽然不忠还包括情感不忠和财务不忠等形式，但目前仅讨论性不忠。

有趣的是，两性在实施性不忠的动机上存在根本性的差异。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结论是基于平均水平的性别差异，分布上存在重叠，因此属于带有例外的普遍规律。

对于男性而言，出轨的主要动机是追求“性多样性”（Sexual Variety）。在有过出轨行为的男性中，约 70% 的人认为这是核心动机。他们往往是因为机会出现了——例如在出差时遇到了一个低风险、低成本的机会。追求性的新鲜感和多样性是男性的关键驱动力。

相比之下，纯粹追求新鲜感对女性来说并不是主要的动机。出轨的女性通常是因为对现有的主要关系感到不满，这种不满可能是情感上的，也可能是性生活上的，通常两者兼而有之。这一逻辑并不适用于男性。对比那些婚姻幸福的男性和婚姻不幸福的男性，他们的出轨率并没有显著差异。这再次回到了男性追求性多样性的动机上。

那么，既然出轨是一项高风险的活动——女性面临着失去长期伴侣的风险，且男女双方都面临声誉受损的风险——为什么女性还会这样做呢？在进化心理学文献中，至少存在两个主要的竞争假说。

• 第一个是“双重择偶策略假说”（Dual Mating Strategy Hypothesis）。该假说认为，女性试图从一个男人（长期伴侣）那里获得资源和投资，同时从另一个男人（外遇对象）那里获得优良基因。
• 第二个是“配偶切换假说”（Mate Switching Hypothesis）。如果你观察女性出轨原因的大量信息，会发现它们与双重择偶策略并不相符，反而与配偶切换相契合。也就是说，出轨的女性要么是想摆脱现有的配偶关系，要么是想在择偶市场上“向上交易”，寻找一个更匹配或价值更高的伴侣。此外，这也可能是为了测试自己是否仍具吸引力，以平滑进入新择偶池的过渡过程；或者是在寻找一个潜在的“后备配偶”，即所谓的“配偶保险”。就像人们会购买汽车保险或房屋保险一样，人类也会准备“配偶保险”。曾有女性形容：“男人就像汤，你总想在后炉上温着一个。”支持“配偶切换假说”的一个关键证据是：在出轨的女性中，约有 70% 的人表示她们爱上了外遇对象，并产生了深厚的情感联系。从逻辑上讲，如果你只是为了获取优良基因，那么陷入爱河或产生情感纠葛反而是你应该极力避免的；但如果你是为了切换配偶，情感投入就变得非常合理。当然，这两个假说并非完全互斥，可能有些女性确实在追求双重择偶策略，但目前的证据更多地指向了不忠行为的配偶切换功能。

在现代社会中，基因“戴绿帽”（genetic cuckoldry）的实际发生率其实相当低，大约仅在 2% 到 3% 之间。所谓基因“戴绿帽”，是指男性误以为自己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但事实并非如此，孩子的亲生父亲可能是其他男性，例如邻居或妻子的婚外情对象。在学术上，这一现象也被称为“误认亲子”（mistaken paternity）。“Cuckoldry”一词源于布谷鸟（cuckoo bird）。布谷鸟会偷偷将自己的蛋产在其他鸟类的巢穴中，通过这种方式毁掉对方原有的后代，并将繁重的育雏工作转嫁给另一只雄鸟。这种行为在生物学上被称为对其他鸟类物种“亲代投资”（parental investment）的寄生。

关于女性婚外情的动机，其表现形式引发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在发生婚外情的群体中，女性的婚外情是否往往比男性的更持久？从目前的描述来看，男性在面对不忠时，往往采取一种“及时行乐”（carpe diem）式的机会主义策略；而女性平均而言，可能更倾向于利用某种长期性的关系。

在这种性别差异中，女性往往倾向于只与一个外遇对象保持关系，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与该对象产生深厚的情感纠葛。相比之下，有婚外情的男性通常拥有数量更多的外遇伴侣。从逻辑上定义，这种模式必然无法长久，因为一个人几乎不可能同时与六个不同的伴侣维持长期的深度关系。

虽然有些男性试图通过管理多个通讯账号等手段来周旋，但这无疑是极其耗费精力的。在当今时代，虽然凭借网络通信结识新对象变得更加容易，但被发现的风险也随之大幅增加，这意味着隐瞒互动变得异常困难。如今，几乎所有信息都存储在云端。正如一位曾在特种作战部队担任高级职务的专家所言：“任何不仅存在于你脑海中、而是留下了物理或数字痕迹的信息，只要有人想找，就一定能被找到。”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事实。

现代技术使得手机信息、短信记录极易被获取，且伴侣之间破解对方手机或电脑的手段也日益精进。此外，监控摄像头已无处不在。即便想要潜入一家僻静的餐厅，可能也会有多个摄像头记录下进出该场所的画面。在现代社会，任何行为都会留下线索，一切秘密最终都是可以被追踪到的。

关于不忠的讨论，不应仅局限于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性不忠，还应当涵盖情感不忠与财务不忠。

情感不忠的定义正如其字面意思：爱上他人、在心理上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或与他人分享亲密且私人的信息。巴里·库利（Barry Cooley）曾进行过一项非常巧妙的研究，他分析了真人秀节目《出轨者》（Cheaters）。在该节目中，私家侦探会跟踪出轨嫌疑人至酒店等场所，并通知其伴侣前来现场对质。库利分析了这些对质过程中的言语审问，发现了一个显著的性别差异：当男性对质伴侣时，他们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你和他发生性关系了吗？”而女性在对质伴侣时，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你爱她吗？”

不同研究显示，约有 30% 到 60% 的人会以某种方式向配偶隐瞒财务信息。这包括持有配偶不知情的信用卡、开设秘密银行账户、将信用卡账单寄到办公室而非家里，以及在瞒着伴侣的情况下动用共同资源进行支出。这种行为在两性中普遍存在，尽管具体表现形式可能有所不同。例如，女性可能会瞒着丈夫购买名牌手袋；而男性则可能瞒着妻子出入脱衣舞俱乐部，或带情人去餐厅用餐，并竭力避免这些开销出现在联名信用卡的账单上。此外，财务不忠还包括一些更隐蔽的形式，比如秘密地将共同资源转移给自己的亲属。

总而言之，不忠的定义在两性之间存在差异。当被问及什么是婚姻中的不忠时，男性倾向于给出一个较窄的定义，即发生性行为；而女性的定义则广泛得多，她们通常会将情感不忠和财务不忠也纳入其中。

当你向配偶表达爱意，而对方却心不在焉地谈论无关痛痒的体育赛事，这种未得到回应的爱意或仅仅是半毫秒的反应延迟，都可能成为触发嫉妒的微小线索

更微妙的触发因素是“配偶价值差异”（Mate Value Discrepancies）。通常情况下，人们倾向于根据相似的配偶价值进行匹配（例如，在 1 到 10 分的评分体系中，6 分的人倾向于找 6 分左右的人）。然而，这种价值平衡可能会被打破。例如，一方失业导致地位下降，或者一方事业腾飞（如成为著名歌手或演员）导致其配偶价值飙升。当这种差异出现时，拥有更高配偶价值的一方在择偶市场上拥有了更多选择，统计学上他们更有可能发生外遇或通过“向上交易”（Trade Up）更换伴侣。这种潜在的威胁即使在没有即时背叛行为的情况下，也会激活另一方的嫉妒情绪。

为了应对这些威胁，个体采取的策略涵盖了从“警惕”到“暴力”的广泛光谱。研究识别出多达 19 种应对策略。在“警惕”的一端，表现为跟踪、监视、破解手机或电脑、观察配偶与其他异性的眼神接触等行为。而在另一极端，则是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关于女性对男性的暴力，在统计中行为次数可能呈现出某种程度的平等，但动机往往不同。男性的暴力多由性嫉妒触发，而女性的物理暴力则更多源于自我防卫。此外，社会和警方往往存在偏见，导致男性遭受暴力的情况被严重低估。无论如何，从男性的视角来看，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极其恶劣的暴力）来降低感知的配偶价值差异，是嫉妒心理在极端情况下的功能性表现，其核心目的在于防止配偶在择偶市场上进行“向上交易”。

关于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其表现形式会根据具体情况呈现出显著的特异性。具体而言，当女性处于怀孕状态时，她往往更容易遭受身体暴力的侵害。如果男性怀疑自己并非胎儿的生父，他更有可能将暴力行为直接指向女性的腹部，这种攻击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在探讨平均性别差异的同时，性别内部的个体差异同样至关重要，而“黑暗人格三联征”（Dark Triad）便是其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黑暗人格三联征由三种人格特征组成：自恋（Narcissism）、马基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和精神病态（Psychopathy）。

• 自恋的显著特征是夸大感（Grandiosity）。自恋者往往认为自己比实际情况更聪明、更有魅力、更耀眼；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更重要的一点是，自恋伴随着一种强烈的特权感（Entitlement），他们认为自己理应在金钱、地位或性资源等各个领域分得更大的份额。
• 马基雅维利主义得分较高的人倾向于追求一种剥削性的社交策略。他们可能会伪装出合作的姿态，但在随后的互动中进行欺骗。在他们眼中，他人只是为了实现其工具性利益而可以被操纵的棋子。
• 精神病态的核心特征之一是缺乏同理心（Empathy）。大多数人拥有正常的同理心回路，当看到孩子跌倒受伤或小狗遭遇意外时，会产生怜悯和同情，但精神病态者则不然。需要明确的是，精神病态是一个维度上的连续体，而非简单的二元分类。那些在该维度上得分较高的人基本缺乏同理心。

当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和精神病态这三种品质结合在一起时，就会产生一些极具危险性的人物。男性在这些特质上的得分普遍高于女性，尤其是在精神病态维度上。据估计，临床水平的精神病态在女性中约占 1%，而在男性中则高达约 4%。

这种人格特质在择偶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因为黑暗三联征得分高的人往往是性欺诈者。他们通常极具魅力，非常擅长诱惑女性，但在榨取对方钱财或清空其银行账户后，便会将其抛弃。他们不仅是诱惑的高手，往往还是连环性骚扰者和性胁迫者。

在性暴力行为中，黑暗三联征得分较高的男性通常是主要实施者。大多数男性在道德上会对职场性骚扰感到厌恶，但黑暗三联征患者不仅认为自己有权这样做，甚至会产生认知偏差。在一些案例记录中，这些男性会在日记中写道：“我知道她被我吸引了，所以她才会在我出现时恰好出现在复印室，就是为了欣赏我强壮的肱二头肌。”这涉及一种被称为“性误知偏差”（Sexual Misperception Bias）的现象。当女性仅仅是出于礼貌、友好或专业素养而微笑时，这些男性会误认为对方渴望与其发生关系。黑暗三联征患者更容易产生这种性过度感知偏差，他们字面意义上地相信女性在向他们发送允许性接触的“绿灯”信号。如果将黑暗三联征特质与追求短期择偶策略的天性相结合，就会形成一种极其致命的组合，导致性骚扰、性胁迫以及亲密伴侣暴力的发生。

虽然黑暗人格特质在男性群体中处于一个连续的光谱上，且界限划分具有一定的随机性，但拥有这些极端特质的男性仅占少数。然而，正是这少部分男性实施了绝大多数的性暴力行为。由于实施者往往是连环作案者，因此受害者的数量远多于加害者。例如在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比尔·科斯比（Bill Cosby）和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等著名案件中，单一的加害者往往对应着数十甚至上百名受害者。毫无疑问，这些人均在黑暗三联征特质上得分极高。

可以给自己貼无限量的表情🀄️

这段时间只能视奸鱼鱼以及塬友的帖子却不能回复，真的是好难受；不过今天换了节点反而能登上来了，得好好享受一下

想放点读书划线的内容 但都在电子书上懒得导出（）

请门友继续在 Revive xjtu.men with a slim and swift design 提出意见，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用xjtu.men将xjtu.app取代。make Discourse history.

Are you in favour of replacing Discourse with new Sveltekit-based community app?

Background:
The current xjtu.men serves a new community app based on Sveltekit, a framework for rapidly developing robust, performant web applications using Svelte.

While Discourse is a mature and feature-rich community app, we often feel it is too heavy. The initial loading time can be quite long in bad network circumstances. The deployment and configuration are quite complex, because of too many features it offer and especially because of the plugin and theme component system.

Discourse is good if you are in a good network condition and you need so many features and customization, while what we need is a community app that just works. We can develop features we need relatively easily thanks to the Sveltekit framework we use, compared to the Ruby on Rails + Emebrjs framework Discourse uses.

喜欢瑞士莲的70%黑巧+1
其他喜欢的还有瑞士的三角巧克力 meiji的抹茶巧克力 godiva signature系列的扁桃仁黑巧克力

97%+ 的黑巧有无推荐（

好像瑞士莲有 但没吃过这个浓度的（）

昨晚本来想找浮士德的纸质书进行一个二刷的尝试 但发现了高一时购买的法国文明史 遂开始阅读 虽然目前还没走出中世纪的内容🤣
今天也在继续阅读包法利夫人 但还是会时不时想起牛虻的结局 真的太痛了😭

读完了包法利夫人 感觉里面对人类情感和欲望的描写以及走向毁灭的过程非常真实 甚至很符合当今现实
今天开始二刷呼兰河传 第一次看是小学的时候 评价是它有些内容不太适合小学生看 里面有一些关于封建迷信的情节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因为喜欢《记忆中的玛妮》这部电影 所以还找到了原著（叫做 when Marnie was there） 也是今天开始阅读🥰
最近考完几天就这样开始沉迷文学 期末考请永远不要出分 或者不要给我带来惊吓啊啊啊

今天和朋友回高中看老师了
皮革记录

下载了一本关于Borgia家族历史的书（The Borgias: the hidden history） 主要是想看文艺复兴时期的权谋斗争（bushi）
没找到中文版于是只能看英文的 现在还停留在第一代Alonso Borgia的故事
这本书比较好的一点是它会有很详细的背景信息介绍 方便我理解

打算开始看《红猪》
《呼兰河传》看完了 接下来可能会看《生死场》 但目前还没开始
今天早上把《他改变了中国》剩下的一小部分读完了

今天开始看Rodrigo Borgia的故事 估计要看很久（）

快读完了 感觉吉卜力的电影版更好看（虽然我平时一般原著和电影都是选择原著的）
原著的文笔个人感觉一般 然后吉卜力的电影版改编后情节更加流畅 而且有一些更优美的细节

只能说做题家方面没有明显退步，但是今年变得非常懒，不愿主动搜索。很多时候还不如免费的Google Search自带的AI模式。

但是Notebook LM实在是太好用了，期末复习全靠它😋

这两天给我亏了好多😡

如果你从去年开始用Gemini，那么到现在就像看着兄弟慢慢得阿尔茨海默病一样

总算可以上门了
沉迷小说
昨天二刷了牛虻 一刷是因为保尔柯察金 二刷是因为基督山伯爵里面不经意的一句话涉及了牛虻的关键情节
结局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 完全是恨海情天 强烈推荐！ 我到现在还无法使自己的精神恢复平静（好处是在想这个书 暂时没那么担心出分了）
为了避免剧透 就暂且不放具体的内容了

今天开始首次阅读包法利夫人 目前读到了第二部 对人物情感的描写也很精彩

我非常爱食巧克力，从小学三年级同桌送我一条巧克力，我视为珍宝，不舍得吃，即使热化掉一次，又再凝固成新的形状。最终该条巧克力到过期也没被我吃掉。

从小吃的最多的就是Dove巧克力，一般包含葡萄干、牛奶白、普通巧克力三种。
因为小时候吃得太多，现在不太想吃Dove.

高中时妈妈买过一次Kinder建达牛奶巧克力，外包装上儿童头像。外面是巧克力，里面是奶粉。非常甜，每次吃都和长痘强相关。尽管如此，还是买过好几次。感觉很有营养。

Dove黑巧克力，有 66, 72, 82 % 多种度数。66的味道忘记了，72和82都是十分苦的，我买了200g，放在冰箱里，直到过期了2个月才吃完。

meiji 70%纯黑巧克力，口感一般般。

Hershey Kisses水滴型浓纯黑巧克力，50元500g一大包，水滴型小巧的一个个，如果用手捻，包装铝箔纸上面的红色漆会掉。放口袋里容易化，而且铝箔包装不紧，容易漏出来。所以我买了一次就没再买过了。
后来买过一次常规塑料条块装，30元210g。
Hershey的优势是全都是Malaysia进口，不像以上全是国产的。口感很不错。但它家的黑巧克力现在缺货，很迷。

瑞士莲70%排块，进口，临期价 20元多 100g，是我目前为止吃过味道最好的巧克力。

明年还会这样吗🙀
我不要在交大淋雨啊啊啊

不知道蘋果更新了什麼小巧思，給網頁應用加了個返回前進按鈕，導致我無法點到chat的發送 🫪

出差回來發生了好多事，只覺得頭好痛 😵‍💫

快七月了上海才开启梅雨季，一片湿气，老家三四月就潮湿严重了。

今年拿到了西湖大学某个神秘课题组的暑研名额，第一次有机会做线下实习
目前定下几个小小目标想要在这个暑假完成

• 去千岛湖骑车
• 自己租房，想要一个带厨房的公寓，想自己做饭吃
• 想买一把电吉他，组一辈子乐队

期末周何时结束！！！
7月1号会先去南京玩一圈，有没有uu推荐的南京必吃还有南京夜生活去处 🥲

Microsoft 365

水一帖。

不知道门友对暑日和假期有什么印象，又有什么规划。成长在中国火炉的我，记忆里的夏日总是无尽灿烂的烈日倾盆而下，裹覆着大地和生灵万物。从江边袭来的氤氲水汽，锁住已经被粘腻汗水打湿的毛孔。身体的热量无处散发，积郁在胸腔和脑腔。热，真的很热，人像是蒸笼里的螃蟹，被炙烤、汽蒸着心神，被折磨、剥夺理智。

但我喜欢夏天。冬天太阴郁，春天和秋天太短暂。只有夏日有明媚的蔚蓝色天空。深沉的蓝色好像windows7的壁纸一样纯净。还有西瓜，夏季给人类的馈赠，没有比西瓜更好吃的水果，多汁清甜，但不酸不腻，只是我妈不允许我多吃，避免我拉肚子。

夏天还有一年中最长的假期。暑假里我有时间拜访舅舅，和表弟在老家漫山遍野地乱跑。折下树枝，然后去山另一边的小卖部买彩纸做风车；晚上睡在一起但比力气摔跤到半夜；拿把柴刀砍树，制作两把圣剑然后决斗... 种种行为大人们看来幼稚，但给我们无尽快乐。遗憾的是年龄渐长，两人没有了共同话题。我还是当年那般幼稚，但他已经长大成熟了。

暑假里还会和同学相约，每日一同沿江骑行，到区图书馆看书、游戏。家乡的河流真的非常、非常美丽，笔直宽阔的滨江路沿着江水延伸，沿江一侧是茂密的树林，另一侧是缓缓的山体和防滑坡墙，山脚的洋房，一所大学和区图书馆。我和同学在午后两点顶着四十度的高温骑车到图书馆，在图书馆看书、打游戏。我喜好阅读科幻文学，在图书馆里看完了刘慈欣所有的小说，长篇如三体、球闪，短篇如山、赡养上帝等（超新星纪元的各版本还是在网上才阅读完全）；因为没有电话卡，连不上网，我们只能玩平板上的单机游戏。桥梁建筑(poly bridge)成为我们的最爱，两个人交替提出改进意见，优化桥梁设计直到通关。我们至今仍然保持联系，但他在北京上学，所以平时无法见面。

人总是会美化经历，抛却记忆中的不快，塑造美好的回忆，但曾经的快乐的确真实。

日子总不会太好，也不会太差。我是贪婪的物种，即使未来会创造新的快乐回忆，但因为过去的快乐无法重现，我也分外怀念那些逝去的日子。

这个暑假，机械专业实习和重修结束后，我又要返回家乡了。这次我期待着家里肥美的狸花猫，想狠狠撸它；期待着能用攒的钱买一台无人机，在镜头里俯瞰我的家乡；期待着看完《计网自顶向下》后开始学习计组...

最后，祝福所有门友暑假快乐，度过一个难忘的快乐夏天！

西安现在也天天下雨

今年的厄尔尼诺要爆炸了，感觉今年东/南方多雨，明年更是够呛。极端洪涝高温啥的可能都得轮番来一遍。

今天一直在下雨 尤其是下午考完后 遇上晚高峰还打不到车 对交大的杀意又一次达到顶峰

明天开始期末考 有点害怕

第一次看到了池鹭
其实也看到了夜鹭 但距离太远了拍不出来 还是夜鹭更加猥琐🤣
为什么无法发送图片😡

好图！偷了

说来惭愧，是我盗的图（

垃圾桶老师的Anon酱好可爱！

真便宜 😋 怎么越用越多了 😨 真便宜 😋 怎么越用越多了 😨 真便宜 😋 怎么越用越多了 😨

实际上没有看到 因为好多图片加载不出来🤣

像你这样的大师手法一定很厉害~

居然都半个月没上門了

jellyfish一下，最近没啥好打字的事

回答第二个问题。
CS来看，学硕应该是要逐步取消的，比如zju今年就没有学硕，仅保留专硕和直博。
拿以前的情况来看，学硕和专硕区别在于费用和毕业要求（学硕可能要求有小论文产出，但并不一定，专硕则往往没有），部分学校可能还有学年上的区别（专硕可能2学年，学硕3学年，但有专硕2学年政策的学校也越来越少）。
面向一般就业的话这两个并没有太多区别。

你不会是机院大群里的几个水王之一吧？给你盒了 😉

我和你同级，隔壁智造的，但是寝室里其他人全是你们专业的，显得我比较离群。

我能体会到题主的感受，天天刷知乎什么的事情我也一样，所以也写一些建议吧。

个人建议是先忘掉挂科问题，沉没成本不参与重大决策，不能一直想着挂了科就提前自我否定了。

然后现在就行动，尽量多尝试，找一些未来的落脚点，而不是等到考研究生孤注一掷，当然可以做好坏打算，但是当下永远是最佳时机。
和上面门友一样，建议找老师或者类似方向的学长聊聊，包括但不限于选修课老师或者各种高平台的？然后借此做一些事。甚至实在不行的话，到机院做故障诊断组的去实习应该也很有益。故障诊断这些也很偏软件了。你交机械在这方面比较强的。

我之前认识的一个智造学长就直接找了具身相关的方向，现在发展很不错。

当然门友也有很多优秀学长，等回复吧。

另外你门又有新人，也是好起来了。

还真是，聊天聊出来感情是年轻人的特权，越长大越发现生活被无数个todo list和task填满，情感诉诸聊天的机会很少，大家都很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