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事情时不时的会超出预料。本来打算 8 月初调下宿舍，后面说再等等会有低楼层。索性趁着这段空档期回家一段时间。最近又知道调宿舍的日期又要延后了。如果我改签下车票，在家多待几天也不是不可能。不过之前填的返校日期是这两天，继续待不太靠谱。懒得改签，明天回校。后面干什么？现在还不知道。

我感觉至少上交基本不会检查你是否按期到宿舍吧🤔

这倒不是学校层面的查，给导师交的是这个日期。虽然可能晚回几天也没啥事

没想到土塬的皮革兔竟然是动态的, 哈哈哈

土塬的表情太搞笑了哈哈哈哈

居然还有来自水源的门友 震惊（）

昨天本来想写开楼题记 结果写不出题记 但是写完了对首考后直至高考的经历的回忆

终章

不知不觉地，高三下的一百余天在日复一日的学习、问问题、找老师聊天等活动中度过了。我在一个个因学习重复内容而感到厌倦的瞬间希望快点到来的高考，也是真正到来了。

与首考相比，高考时的心态还是较为平稳的，没有出现因为焦躁恐惧而引发的失眠。高考和高中的其他考试，似乎也没有特别明显的区别，因此我对它也没有什么单独的、特别突出的印象。我现在只能记得数学考试前，和我的朋友一起遇到数学老师，然后老师说了一句“两个高手”，我们在去考场路上拼尽全力想要淡忘这四个字，不让它影响自己的心态；以及考完英语后，我认为自己续写内容毫无希望，在路上遇到英语老师后忍不住诉苦了好几分钟，老师只能无奈地安慰（虽然事后的分数表明，实际上续写肯定没有扣很多分🤣）。

6 月 10 日早上考完生物后去估分，我惊喜地发现自己数学小题都对，18（3）猜出了大致答案（后来才知道开闭区间错了）。要走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认识的英语老师，他问我语法填空如何，我说全对，而后回答怎么做的时候只能说是凭语感。那位老师顺手递给我两个小桃子，很甜，我在走回家的路上 🐖完了。

由于估分花了一定时间，走出校门时，门外的人群已经散尽，我沿着熟悉的路线走回出租屋，和来时一样，独自一人。

我不怀念高中，接下来说出的话不包含任何意义上的 nostalgia，但我依旧很想说出来：

我直到现在，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小桃子了。

前排留名

删除老师好🥰

读完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困惑，因为文章里有大量对行为的概括和定性，但缺少足够具体的事件细节，很难判断实际发生了什么。

比如：

• 「我在尝试继续沟通和澄清误会」，但「沟通」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同样是继续发消息，有些措辞是在澄清误会，有些可能是在反复反驳、指责甚至施压。没有具体的对话原文，很难判断采取的是哪一种。
• 「打电话不接一两次然后接起来不说话等我道歉」，其中「不接电话」「接起来不说话」是具体的行为描述，但「等我道歉」是对对方动机的判断。对方是否明确表达过这个要求，还是你根据后续互动推断出来的？
• 「在我重申了底线和替代方案之后仍然无效」，但没有说明具体是什么底线、提出了什么替代方案，以及对方如何回应。
• 「对未来本校转博/申博，外校申博，考公就业等选择上出现了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拖延和失误」，但具体错过了什么时间节点、做出了什么决定、造成了什么后果，并没有交代。因而也很难从中判断出「没有能力和意愿在自己的人生未来安排上考虑我」。
• 苛责：要求女方尊重自己的独立判断，却在评价女方的人生规划时，把自己的高要求当成了衡量对方能力和恋爱投入的标准。如果男方因为申博、就业困境而推迟共同生活计划，对方也应该抛弃自己吗？「没有能力」和「没有意愿」是不同的。「完全出乎我意料」说的是你的预期，而不是双方已经达成的约定。女方违反了什么共同承诺，如果违反了作者是否有重新规划的能力？
• 双标嫌疑：更重要的是，你一方面强调自己有权保持独立观点、不应该因为不认同伴侣而受到惩罚；另一方面，在评价对方的升学就业规划时，却把她是否符合你的期待作为衡量她是否重视你的依据。

很多「冷暴力」「因言获罪」「三观不同」「求同存异」「缺乏掌控力」「正反馈」这样的概念，是作者对经历的理解和总结，而不是具体经历本身。

假设 A：价值观争论只是表层，真正的矛盾是关系安全感。

「单身男女自愿约炮是否道德」是一项与你们无关的判断，因为你们不是单身；「我能否信任伴侣遵守我们的排他性约定」则是另一项判断。

如果女方将前者当作后者的信号，那么双方争论的实际对象可能并不相同。

重要的是你们是否有过明确的忠诚声明，以及忠诚对象仅限于身体还是包括情感、财务和其他具体类型的事情。

假设 B：异地、升学压力与沟通冲突是双方共同强化的结果。

如果一方在压力下减少沟通，另一方因此增加联系和追问，前者进一步退缩，双方就可能不断强化对彼此的负面判断。此时「冷暴力」与「不尊重独立观点」可能都不能完整解释互动过程。

和平期间建立面向未来的规则：发生冲突时，若一方在 48h 内不沟通具体问题，可能会给另一方带来不安全感，则需要补偿另一方 10 元/day

假设 C：二楼的批判「双标」也需要具体限定

要求伴侣尊重自己的表达自由，与希望伴侣将共同未来纳入个人规划，并不一定矛盾。

只有在作者要求对方服从自己的职业安排，却不愿给予对方对等自主权时，「双标」才会得到更直接的支持。

问题：作者是否曾要求对方牺牲职业选择，以及自己是否愿意为结束异地作出对等程度的牺牲调整。

假设 D：一楼女友的言外之意

男：我觉得单身男女你情我愿，没有负外部性的话，约炮没什么问题。

女：我其实挺不认同你这个观点的，而且听到你这样说，我会有点不舒服。我想确认一下，你是觉得其他单身成年人有自由作出这样的选择，还是说你自己也认可这种生活方式？我知道这两者不完全一样，但对我来说，这件事确实会影响我对伴侣的安全感。我不要求你必须和我一起谴责别人，但我想知道我们对关系中的忠诚、排他性和承诺是不是有一样的理解。

其他：理解

先理解对方，再被对方理解。

本人也在一个月前结束了两个月的恋爱，原因差不多，主要原因是对方冷淡，每次都是我找她聊天或者见面，缺乏情感上的正向反馈。

另外#2，#3 AI 味太重，建议先消消味。AIGC 篇幅太长不想看

华泰期货子

问项目的技术问题
问随机分析，如随机积分、二次变差
最后一个领导问很多为什么选这个方向，不选别的方向

转正已发

爱看期待，非银金融就业，貌似还没见过这方面的门友

之前拿 AI 水过一篇类似的笔记

核心思想

通过构建一个无风险对冲投资组合来消除标的资产价格的随机性，再利用无套利原理推导出衍生品（如期权）的定价偏微分方程。

---

符号定义

符号	含义
$ S $	标的资产（如股票）价格，是随机过程
$ V(S, t) $	衍生品（如期权）价格，是 $ S $ 和时间 $ t $ 的函数
$ \Pi $	构建的投资组合价值
$ \mu $	资产的预期年化收益率（漂移项）
$ \sigma $	资产的年化波动率（风险度量）
$ r $	无风险利率（常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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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何布朗运动（GBM）

假设资产价格短期内服从几何布朗运动：

$$dS = \mu S \, dt + \sigma S \, dz$$

• 漂移项：$ \mu S , dt $ 表示确定性增长趋势；
• 扩散项：$ \sigma S , dz $ 表示由随机冲击引起的波动。
• 标准维纳过程的微分增量 $ dz $：满足 $ dz \sim \mathcal{N}(0, dt) $

---

构建无风险对冲组合

投资组合构造

构建一个由1 份衍生品多头和**$ \Delta $ 份标的资产空头**组成的投资组合：

$$\Pi = V - \Delta S$$

其中，选择对冲比率：

$$\Delta = \frac{\partial V}{\partial S}$$

这一选择使得对冲组合对标的资产价格的一阶变动无关。

组合价值的瞬时变化

在无穷小时间 $ dt $ 内，组合价值变化为：

$$d\Pi = dV - \Delta \, dS = dV - \frac{\partial V}{\partial S} dS$$

---

伊藤引理（Itô’s Lemma）

由于 $ V = V(S, t) $，且 $ S $ 是随机过程，需使用伊藤引理展开 $ dV $：

$$dV = \frac{\partial V}{\partial t} dt + \frac{\partial V}{\partial S} dS + \frac{1}{2} \frac{\partial^2 V}{\partial S^2} (dS)^2$$

计算 $ (dS)^2 $

代入 $ dS = \mu S dt + \sigma S dz $，得：

$$(dS)^2 = (\mu S dt + \sigma S dz)^2 = \mu^2 S^2 (dt)^2 + 2\mu\sigma S^2 dt\,dz + \sigma^2 S^2 (dz)^2$$

根据伊藤微积分规则（当 $ dt \to 0 $）：

• $ (dt)^2 \to 0 $
• $ dt \cdot dz \to 0 $
• $ (dz)^2 = dt $

因此：

$$(dS)^2 \approx \sigma^2 S^2 \, dt$$

代入伊藤引理

$$dV = \frac{\partial V}{\partial t} dt + \frac{\partial V}{\partial S} (\mu S dt + \sigma S dz) + \frac{1}{2} \frac{\partial^2 V}{\partial S^2} \sigma^2 S^2 dt$$

整理得：

$$dV = \left( \frac{\partial V}{\partial t} + \mu S \frac{\partial V}{\partial S} + \frac{1}{2} \sigma^2 S^2 \frac{\partial^2 V}{\partial S^2} \right) dt + \sigma S \frac{\partial V}{\partial S} dz$$

---

代入对冲组合并消除随机性

将 $ dV $ 和 $ dS $ 代入 $ d\Pi = dV - \frac{\partial V}{\partial S} dS $：

$$d\Pi = \left[ \left( \frac{\partial V}{\partial t} + \mu S \frac{\partial V}{\partial S} + \frac{1}{2} \sigma^2 S^2 \frac{\partial^2 V}{\partial S^2} \right) dt + \sigma S \frac{\partial V}{\partial S} dz \right] - \frac{\partial V}{\partial S} (\mu S dt + \sigma S dz)$$

展开后：

• 随机项（含 $ dz $）：
  

  $$\sigma S \frac{\partial V}{\partial S} dz - \frac{\partial V}{\partial S} \sigma S dz = 0$$

• 确定性项（含 $ dt $）：
  

  $$\left( \frac{\partial V}{\partial t} + \frac{1}{2} \sigma^2 S^2 \frac{\partial^2 V}{\partial S^2} \right) dt$$

因此，对冲后的组合无随机性：

$$d\Pi = \left( \frac{\partial V}{\partial t} + \frac{1}{2} \sigma^2 S^2 \frac{\partial^2 V}{\partial S^2} \right) dt$$

---

无套利原理与 Black-Scholes PDE

由于 $ \Pi $ 是无风险组合，其收益率必须等于无风险利率 $ r $，否则存在套利机会。

无风险资产的增长满足：

$$d\Pi = r \Pi \, dt$$

将两种表达式联立：

$$\left( \frac{\partial V}{\partial t} + \frac{1}{2} \sigma^2 S^2 \frac{\partial^2 V}{\partial S^2} \right) dt = r \left( V - S \frac{\partial V}{\partial S} \right) dt$$

两边除以 $ dt $，整理得 Black-Scholes 偏微分方程（PDE）：

$$\frac{\partial V}{\partial t} + r S \frac{\partial V}{\partial S} + \frac{1}{2} \sigma^2 S^2 \frac{\partial^2 V}{\partial S^2} - rV = 0$$

---

希腊字母

• **Delta ($ \Delta $)**：$ \frac{\partial V}{\partial S} $，对冲比率；
• **Gamma ($ \Gamma $)**：$ \frac{\partial^2 V}{\partial S^2} $，Delta 对价格的敏感度；
• **Theta ($ \Theta $)**：$ \frac{\partial V}{\partial t} $，时间衰减。

---

PDE 求解

变量分类

在实际应用中，我们将 Black-Scholes PDE 中的变量分为三类：

可观测的输入

这些是市场数据或合约条款，可以直接获取：

符号	含义	说明
$ S $	标的资产现价	股票等标的资产的当前市场价格
$ K $	行权价（Strike Price）	期权合约约定的执行价格
$ T $	到期日（Expiry Date）	通常使用剩余到期时间 $ \tau = T - t $
$ r $	无风险利率（Risk-Free Rate）	与期权期限匹配的国债收益率
$ q $	股息率（Dividend Yield）	若标的资产支付股息，则需引入

不可直接观测的输入

符号	含义
$ \sigma $	波动率（Volatility）

• 估计方法：
  • 历史波动率：基于过去价格收益率的标准差，反映历史波动，未必代表未来。
  • 隐含波动率（Implied Volatility, IV）：市场标准做法。将市场实际交易的期权价格 $ V_{\text{market}} $ 与其他已知参数代入 Black-Scholes 公式，反向求解出使模型价格等于市场价格的 $ \sigma $。

    即：求解 $ V_{\text{BS}}(S, K, T, r, \sigma) = V_{\text{market}} $ 中的 $ \sigma $

最终要求解的 V

符号	含义	目标
$ V(S, t) $	衍生品价格（Derivative Price）	理论公允价值，即模型输出

求解目标：

找到一个具体的定价函数 $ V(S, t) $，使其满足该 PDE 以及特定衍生品的边界条件与终值条件。

该函数 $ V(S, t) $ 的作用是：

给定任意时刻 $ t \lt T $ 和任意标的资产价格 $ S $，输出该衍生品的理论公允价值。

$$\frac{\partial V}{\partial t} + r S \frac{\partial V}{\partial S} + \frac{1}{2} \sigma^2 S^2 \frac{\partial^2 V}{\partial S^2} - rV = 0$$

解析解

• 适用对象：欧式期权等结构简单、边界条件明确的衍生品。
• 方法：通过变量代换（如 $ x = \ln S $, $ \tau = T - t $）将 PDE 转化为热传导方程求解。
• 优点：结果精确、计算极快。
• 缺点：无法处理美式期权（因提前行权导致自由边界问题）。

对于欧式看涨期权，终值条件为：

$$V(S, T) = \max(S - K, 0)$$

求解 PDE 得到著名的 Black-Scholes 定价公式：

$$C(S, t) = S N(d_1) - K e^{-r(T - t)} N(d_2)$$

其中：

$$d_1 = \frac{\ln(S/K) + (r + \frac{1}{2}\sigma^2)(T - t)}{\sigma \sqrt{T - t}}, \quad d_2 = d_1 - \sigma \sqrt{T - t}$$

$ N(\cdot) $ 为标准正态分布的累积分布函数。

数值方法

当解析解不存在时，使用数值近似。

1. 有限差分法（Finite Difference Method, FDM）

• 核心思想：将连续的 $ (S, t) $ 平面离散化为网格，用差商近似偏导数。
  
  $$\frac{\partial V}{\partial t} \approx \frac{V^{n+1}_i - V^n_i}{\Delta t}, \quad \frac{\partial^2 V}{\partial S^2} \approx \frac{V^n_{i+1} - 2V^n_i + V^n_{i-1}}{(\Delta S)^2}$$
• 求解方向：从到期日 $ t = T $（已知终值）向后倒推至当前时刻 $ t = 0 $。
• 优点：通用性强，可处理美式期权（通过在每步判断是否行权）、时变参数等。
• 缺点：实现较复杂，计算量较大。

2. 二叉树/三叉树模型（Binomial/Trinomial Tree）

• 核心思想：对标的资产价格路径进行离散化建模。
  • 每步：$ S \to uS $（上涨）或 $ S \to dS $（下跌），其中 $ u = e^{\sigma \sqrt{\Delta t}}, d = 1/u $
• 定价过程：
  1. 构建价格树至到期日；
  2. 在叶节点计算期权 payoff；
  3. 从后往前，按风险中性概率折现：
     
     $$V = e^{-r \Delta t} [p V_{\text{up}} + (1 - p) V_{\text{down}}]$$
     
     其中 $ p = \frac{e^{r \Delta t} - d}{u - d} $
• 优点：直观、天然支持美式期权（每节点比较行权价值与持有价值）。
• 缺点：收敛速度慢，高维问题效率低。

3. 蒙特卡洛模拟（Monte Carlo Simulation）

• 核心思想：基于风险中性定价原理，不直接解 PDE，而是模拟未来路径。
• 步骤：
  1. 在风险中性测度下模拟 $ N $ 条资产价格路径：
     
     $$S_{t+\Delta t} = S_t \exp\left( (r - \frac{1}{2}\sigma^2)\Delta t + \sigma \sqrt{\Delta t} \, \epsilon \right), \quad \epsilon \sim \mathcal{N}(0,1)$$
  2. 计算每条路径到期收益 $ \text{Payoff}_i $
  3. 估算价格：
     
     $$V \approx e^{-r(T - t)} \cdot \frac{1}{N} \sum_{i=1}^N \text{Payoff}_i$$
• 优点：极其灵活，适用于路径依赖期权（如亚式、回望、障碍期权）。
• 缺点：
  • 无法直接处理美式期权（因需最优停止决策）；
  • 收敛速度慢（误差 $ \propto 1/\sqrt{N} $）, 需大量模拟路径以保证精度。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美国总统权力制度的设计逻辑、成本与长期均衡

问题：政府需要解决什么矛盾？

研究美国总统制度，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前提：权力制衡并不意味着权力必须平均分配。

任何政府都需要同时实现三个目标：

1. 决策效率：在有限时间内作出决定，并有效执行。
2. 决策质量：降低个人判断失误、信息不足和利益偏差带来的风险。
3. 权力约束：防止决策者为了自身利益而偏离公共授权的目标。

这三个目标并不完全一致。

如果一个决策需要获得大量机构的共同批准，通常可以增加审议机会，但也可能增加协调成本。

如果一个决策可以由单一负责人迅速作出，则有利于统一指挥，但也会增加个人判断对最终结果的影响。

因此，美国总统制度需要解决的并不是如何让总统的权力尽可能小，而是：

如何在保留足够行政能力的同时，将权力集中带来的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设计一：建立单一行政首脑，解决集体决策的效率问题

首先考虑一个假设：如果行政权力同样由一个多人委员会掌握，会发生什么？

委员会制度能够让不同成员参与讨论，并分散个人权力。但它也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多名领导者之间需要协调，可能延长决策时间。

第二，当不同领导者意见冲突时，可能形成决策僵局。

第三，当政策执行失败时，责任可能分散，公众难以判断究竟应该追究谁。

这些问题对于立法机构尚可接受，因为立法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协调不同利益；但对于行政机构，特别是军事指挥、外交谈判和法律执行，过高的协调成本可能直接降低政府的行动能力。因此，美国宪法选择将行政权力赋予一个总统。

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文集》第 70 篇中，为单一行政首脑提出了两个重要理由：统一指挥能够增强行政效率；明确的责任归属则有利于公众追究责任。

这一设计产生了两个收益：

• 降低行政部门内部的最高决策成本。
• 将行政部门的最终政治责任集中到一个可识别的职位上。

但相应的问题也非常明确。行政权力越集中，个人的判断失误和利益偏差，就越有可能影响整个行政体系。如果总统作出错误决定，其下属机构可能按照统一指挥体系执行，从而扩大错误的影响。因此，单一行政首脑虽然解决了协调问题，却产生了权力集中的风险。

这就需要第二层设计。

设计二：将决策权与约束权分配给不同机构

最直接的改进方案，是保留总统的行政领导权，但不将全部国家权力同时交给总统。

国会掌握立法权和财政权，总统负责行政，联邦法院行使司法权。与此同时，各部门又拥有一些能够影响其他部门的权力。

例如，总统可以否决国会通过的法案，但国会可以通过两院各三分之二的多数推翻否决；总统可以提名重要官员和联邦法官，但相关任命通常需要参议院同意；总统负责执行法律，但具体行动仍然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

总统拥有较高的行政决策集中度，但不拥有同等程度的立法权、财政权和司法裁判权。

但这种设计产生了第二类问题：不同机构的权力可能互相阻碍。

例如，总统希望执行一项政策，国会却不愿拨款；国会通过一项法律，总统则认为其不可执行或者违宪；行政部门已经采取行动，法院随后又判定其超出了法律授权。

这意味着，制衡虽然降低了单点风险，也增加了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摩擦。

美国制度在这里作出了第二次取舍：牺牲一部分政策协调效率，换取对重大权力行为的多机构约束。

不过，如果所有行政行动都必须经过其他机构的事前批准，政府又可能重新陷入效率不足的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区分哪些事项可以由总统直接决定，哪些事项必须取得其他机构的授权。

设计三：区分事前授权与事后审查，使行政权力能够持续运行

国会制定一般性法律和授权范围，总统在授权范围内实施具体行动；当发生法律争议时，法院可以依照司法程序审查相关行为。

例如，国会可以通过法律建立行政机构、分配预算、规定管理目标，而不必逐项批准行政机构日常执行中的全部具体决定。总统和行政部门则根据法律开展管理。这种安排降低了国会参与日常行政事务的成本，也使政府能够连续运行。但它并不是简单的“先行动、后审查”。某些行为本来就需要事前批准，另一些行为则可以由行政机关依据现有权限先行实施。

这种制度的新增风险在于：执行法律与制定新规则之间的边界并不总是清楚。

行政机关在执行法律时往往需要解释法律、制定实施细则，以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作出裁量。这些行为可能影响企业、公民和其他政府机构的实际权利义务。当法律授权比较宽泛时，行政机关的裁量空间就可能很大。

1952 年的 Youngstown Sheet & Tube Co. v. Sawyer 案体现了这一问题。杜鲁门总统为了防止钢铁企业停工影响朝鲜战争期间的生产，命令政府接管部分钢铁企业。最高法院最终认定，该接管命令缺乏充分的宪法或法律依据。

设计四：扩大行政授权，应对现代国家治理的复杂性

前三层设计可以解释美国早期总统制度的基本结构。但随着国家治理任务扩大，新的问题出现了。现代政府需要管理金融、贸易、能源、公共卫生、环境、交通以及大量技术性事务。这些事项高度复杂，而且需要持续调整。如果所有细节都必须由国会直接决定，立法成本将非常高。因此，国会往往通过法律确定政策目标、基本规则和权限边界，再将一部分实施细节交给行政机构处理。

这一方式有两个明显收益。

一是利用专业机构处理复杂事务，减少立法机构的信息处理负担。

二是增加政策的适应性，使行政机构能够在法定权限内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

但行政授权会产生新的结构性风险。总统负责领导庞大的行政体系，而国会则需要通过调查、听证、预算和立法等方式监督其活动。行政部门掌握日常执行信息，国会却未必能够实时获得完整信息。因此，行政部门不仅拥有执行优势，还可能拥有信息优势。随着法律授权增加，法律所规定的权力边界可能并未改变，但行政机关可以实际决定的事项却显著增多。

这能够解释为什么现代美国总统的实际政治影响力，可能大于早期总统。

这又产生一个新问题：监督机构是否具有足够的信息、资源和政治动机，去实际运用这些制衡权力？

设计五：多个监督机制同时存在

如果将权力制衡完全寄托于国会，那么制度能否有效运行，将高度依赖国会的政治意愿。在某些情况下，国会和总统具有相似的政治目标，议员可能不愿意对行政部门采取强硬监督措施。此外，国会是一个集体决策机构，采取监督行动本身也需要协调。因此，不能假设国会拥有监督权，就必然能够及时、充分地行使监督权。

美国制度采用了多个并行的约束渠道。

国会能够调查行政行为、控制拨款和修改法律；法院能够在其管辖范围内审理相关争议；联邦制使州政府保留一定的独立权限；定期选举使选民能够改变行政和立法部门的政治组成。

这些机制具有不同的运作条件。

法院通常不能像国会一样主动开展广泛的政治调查，而需要处理符合司法审查要求的案件。

选举能够改变政治人员，但不能保证对每一项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及时判断。

国会拥有广泛的财政和立法工具，但采取行动通常需要足够的政治支持。

这种多渠道结构的逻辑，与工程中的冗余设计类似。当一个监督渠道因为程序、信息或政治条件而无法发挥作用时，其他渠道仍可能提供一定程度的约束。但这一类比也存在局限：不同监督机构并非完全独立。例如，总统与参议院共同参与联邦法官的任命；政党政治也可能同时影响总统和国会的行为。因此，多渠道制衡降低了对单一监督机制的依赖，却不能消除所有监督机制同时弱化的可能性。要进一步提高监督的有效性，还需要处理各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

设计六：扩大信息可得性，降低权力监督的信息成本

前面讨论的制衡机制，都有一个隐含前提：监督者需要掌握足够的信息。

如果国会不知道行政部门实施了什么政策，就难以判断政策是否符合立法意图。

如果公众不了解政府的实际行为，选举就无法充分反映对这些行为的评价。

如果违法或越权行为无法形成可验证的证据，司法程序中的追责也会受到限制。

因此，仅仅赋予监督机构法律权力是不够的，还需要降低获取信息和核实事实的成本。

美国通过多种制度处理这一问题，其中包括《信息自由法》、国会调查机制、政府报告要求以及《总统记录法》。

1974 年的 United States v. Nixon 案提供了一个例子。最高法院认定，尼克松总统不能仅凭一般性的行政保密主张，就拒绝提供相关刑事司法程序所要求的录音材料。

1978 年通过的《总统记录法》则进一步明确，适用该法律的总统官方记录归美国政府所有，并在总统卸任后按照法定程序移交国家档案管理机构，随后依据有关规则逐步开放。

这一类制度的核心价值在于：让政府行为留下可保存、可核实、可依法获取的记录，以支持后续监督和问责。

但是，信息公开同样存在成本。首先，国家安全、外交谈判和个人隐私可能需要一定程度的保密。其次，如果所有内部讨论都被立即公开，官员可能改变交流方式，减少坦率讨论，或者转向非正式沟通。再次，信息公开需要进行整理、审查与处理，存在行政成本。因此，美国的公开制度并不要求政府立即披露全部信息。

例如，《信息自由法》并不直接覆盖总统任内的所有记录；总统官方记录适用专门的法律，部分材料还可以依据法定条件延迟公开或免于公开。

这意味着，制度再次作出了取舍：牺牲一部分即时的信息获取能力，换取必要的保密空间；同时通过记录保存、法定披露和独立审查，降低政府长期隐藏行为的可能性。

布兰代斯在 1913 年提出“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这一表述时，原本讨论的是金融市场中的信息公开。将这一原则用于总统制度，可以得到一个更具体的解释：公开本身不能限制总统作出某项决定，但它能够降低其他机构发现、调查和追究问题的成本。

总体结果：美国总统制度究竟牺牲了什么，换取了什么？

将上述制度安排合并，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制度选择	换取的能力	承担的成本或风险
单一行政首脑	统一指挥、明确责任、降低决策协调成本	个人判断错误和权力集中的风险
立法、行政、司法分立	降低单一机构垄断国家权力的可能性	决策摩擦、政策僵局、机构冲突
行政授权与裁量	提高专业治理和政策执行能力	行政权力扩张、授权边界模糊
国会和司法监督	增加违法或越权行为被纠正的可能性	监督成本、司法审理时间、政治依赖
信息公开与记录保存	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	保密利益受影响、行政成本增加

允许总统在特定领域集中行使较大的行政权力，但通过权力边界、其他机构的干预能力、信息监督，限制这种集中转化为对全部政治制度的控制。

这一结构主要追求三种平衡。

• 第一，是决策效率与审议质量之间的平衡。

• 第二，是行政裁量与法律授权之间的平衡。

• 第三，是当期政府的行动能力与长期制度的可纠错性之间的平衡。

由此可以回答最初的问题。美国总统权力较大，并不必然与分权制衡原则矛盾，因为其制度设计并不要求各分支拥有相同的权力规模，而是要求不同权力受到相应的法律和制度约束。

总统权力之所以逐步扩大，部分原因来自现代国家治理需求的增长，以及国会在复杂事务中对行政部门的授权。这种扩张提高了政府的行政能力，但也增加了信息不对称、裁量权扩大以及其他机构监督成本上升的问题。美国的应对方式不是彻底取消强行政权，而是通过立法、预算、司法审查、公开监督、定期选举和制度修正等不同机制，在保留行政能力的同时管理其风险。

1. 权力边界是否可确定：总统可以采取哪些行动，哪些行动必须取得国会授权，是否有可适用的法律标准。
2. 越权行为是否可发现、可纠正：其他机构能否获得必要信息，是否拥有实际可执行的调查、审查和纠正手段。
3. 权力配置是否可调整：当行政权力与监督能力长期失衡时，法律、机构和人员更替能否使制度作出回应。

这三个条件分别对应规则、监督和反馈。因此，美国总统制度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持续调整的治理结构，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永远保持静态均衡的权力分配方案。

制度的目标不是消除所有权力集中，而是在保留必要行政效率的同时，使权力的使用具有边界、可以被检查，并且能够得到纠正。

---

参考文献

1. Alexander Hamilton, Federalist No. 70, 1788。关于单一行政首脑的效率与责任。
2. Federalist No. 51, 1788。关于部门独立与相互制衡。
3. 美国宪法及其权力分配，美国参议院。
4. Youngstown Sheet & Tube Co. v. Sawyer, 1952。关于行政权力的法律边界。
5. United States v. Nixon, 1974。关于行政特权与司法程序。
6. 《总统记录法》，美国国家档案馆。
7. 美国宪法第二十二修正案，美国国家档案馆。
8. Louis D. Brandeis, Other People's Money, Chapter V, 1913。关于信息公开与监督。

水门事件

1972—1974 年关键事件

1. 1972 年 6 月：五名人员因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部被捕，随后调查涉及尼克松竞选团队及白宫的掩盖行为。
2. 1973 年：参议院成立专门调查委员会，举行公开听证；调查发现白宫存在秘密录音系统。
3. 1974 年 7 月：最高法院在 United States v. Nixon 案中裁定，总统必须向特别检察官交出相关录音。
4. 1974 年 8 月：录音证据揭示尼克松参与掩盖事件，尼克松于 8 月 9 日辞职。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这个事件暴露出三个问题。

问题一：监督权存在，不等于监督者拥有信息。

国会原本就有调查总统及行政部门的权力。但在水门事件中，调查委员会需要通过证人证词、传票以及司法程序，才能逐步获取关键证据。

总统及其行政体系掌握信息，而调查者需要花费大量成本才能取得信息。

问题二：行政部门可能控制证明自身不当行为的证据。

如果关键记录由被调查者自己控制，就会形成一种信息上的利益冲突。

总统有权主张一定范围的行政保密，但调查机构又需要材料来判断总统是否越权。

因此，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当保密主张与合法调查发生冲突时，由谁决定信息是否应当交出？

问题三：已有监督渠道的启动成本较高。

水门事件最终形成了新闻调查、刑事司法、国会调查和法院裁判共同发挥作用的过程。但这个过程需要多种特殊条件同时出现。由此可以推导出一种制度改进方向：不应该只有在发生重大政治危机、国会开展专门调查后，外部社会才能取得政府信息。需要建立日常化的信息获取规则。

1974 年修改《信息自由法》降低获取政府文件的成本

《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简称 FOIA）最初于 1966 年通过，1967 年生效，并非水门事件之后才产生。它确立了一项基本机制：公众可以依法向受该法约束的联邦行政机构申请获取政府记录。

但最初的制度仍然存在问题。如果行政机关可以广泛援引保密理由、拖延处理，或者要求申请者承担过高的诉讼成本，那么公众虽然拥有法律上的信息请求权，却不一定能够有效行使。

1974 年如何改进？

1974 年的修订主要强化了四类机制。

原有问题	1974 年采取的改进	制度目的
行政机关可以拖延答复	设定处理信息请求及行政申诉的期限	降低拖延造成的信息获取成本
机关可能广泛主张保密	调整国家安全和执法记录的豁免条件	缩小部分拒绝公开的空间
机关决定不公开，申请人难以核实理由	明确法院可以在必要时秘密审查相关文件	让保密理由接受外部司法审查
申请人维权成本高	规定符合条件的胜诉申请人可获律师费，并设置对任意、反复无常拒绝披露行为的责任机制	提高请求者维护权利的可行性

司法审查机制。假设某记者请求获取某联邦机构的文件。该机构拒绝，并声称文件属于国家安全机密。如果行政机构的保密判断完全不受司法审查，那么实际结果就是由行政机构自己决定哪些信息可以被公众看到。1974 年的修订强化了法院审查这类决定的权限，包括在必要情况下由法官不公开地检查涉案文件。这样，政府仍然可以保密，但某些保密决定不再完全依赖行政机关的单方判断。

这是一种典型的权力制衡设计：不取消行政机关的保密权限，而是增加独立机构审查其保密理由的能力。

1974 年 10 月 17 日，接替尼克松担任总统的杰拉尔德·福特否决了这项修正案。他的主要顾虑涉及国家安全机密、外交信息、执法材料以及行政运作成本。但国会随后以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推翻否决，修正案于 1974 年 11 月 21 日成为法律，并于 1975 年 2 月 19 日生效。

这件事体现了两种制度需求的直接冲突：

• 行政部门需要保留一定的信息控制权，以履行国家安全和行政职责。
• 国会希望增加外部监督能力，以减少行政部门滥用保密权的可能性。

最后形成的法律并没有完全满足任何一方，而是重新划定了信息保密与公开的边界。

1976 年《政府阳光法》从公开结果走向公开决策过程

《信息自由法》主要处理的是政府已经形成或持有的记录。

但假设一个联邦监管委员会在内部开会，讨论是否处罚某家企业。公众可能事后取得部分记录，却无法直接了解委员如何讨论、哪些人支持或反对，以及决策过程中提出过哪些理由。

因此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只公开最终形成的文件，是否足以监督政府的决策过程？1976 年通过的《政府阳光法》（Government in the Sunshine Act）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它要求特定的联邦合议制机构，原则上将符合该法定义的会议向公众开放。该法通常适用于由多名成员共同领导、且多数成员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同意任命的机构，例如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律同时规定会议通知、公开或关闭会议的程序，以及相关记录保存要求。

一个例子：假设一个五人委员会准备作出重要监管决定。在适用《政府阳光法》的情况下，相关会议原则上需要公开。公众可能观察委员如何讨论，并了解有关决定的程序。但如果会议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国家安全等法定豁免事项，委员会可以根据法律规定关闭相应会议，并履行相关程序要求。这一制度同样存在成本。如果委员知道所有讨论都可能公开，他们可能更加谨慎地表达未成熟的想法；某些实质性沟通也可能转向不受公开会议规定覆盖的其他合法形式。因此，会议公开并不必然提高每一个决策的质量。法律所作的取舍是：对特定决策过程实行原则公开，同时保留法定例外，以兼顾公众监督与必要的保密需求。

1978 年进一步加强政府伦理监督

公开政府文件和会议可以帮助发现行政行为中的问题，但还有一类风险并不容易通过这两项制度解决：官员可能因为个人经济利益而影响其公共决策。例如，某高级官员负责监管某个行业，同时持有该行业企业的大量资产。即使其决策程序公开，公众也未必知道其中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因此，1978 年美国通过《政府伦理法》（Ethics in Government Act），推动高级官员财务披露及伦理监督制度，并设立政府伦理办公室。该法也设置了特别检察官相关制度机制。

它所处理的问题，与前两项法律有所不同。前两项法律主要改善公众对政府行为和信息的获取能力；伦理监督制度则试图让外部监督者识别决策者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这相当于将监督从行为本身，进一步扩展到可能影响行为的个人利益。但财务披露也带来隐私成本，因此制度需要限定披露主体、披露内容以及信息使用方式。

布兰代斯《别人的钱》

路易斯·布兰代斯在 1913 年的文章中提出了“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这一著名说法。相关文章于 1914 年收入《别人的钱，以及银行家如何使用它》（Other People's Money—and How the Bankers Use It）。

这句话最初讨论的不是总统权力，也不是水门事件，而是金融资本集中与市场信息不对称。布兰代斯认为，如果大型金融机构能够掌握普通投资者无法获知的信息，就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优势获得不合理的利益。公开真实且充分的信息，可以使投资者识别这些行为并作出反应。而且他特别强调，信息不能只是形式上提交给监管部门，还应当能够实际传递给需要作出判断的投资者。

将这一思路用于美国总统制度，可以得到一个有限但重要的推论：政府内部的信息优势可能阻碍外部监督。信息公开能够减少这种不对称，但是否产生实际约束效果，还取决于信息能否被理解、核实，以及是否存在后续的法律与政治行动机制。

我这几年能作为业余兴趣差不多稍微看明白几篇 oai 的 math preprint 就满意了（今天起床发现 eth is false 有感）

西交有什么好玩的吗？
我没有同学在西交，所以有点好奇的
土塬里没有人吗？怎么感觉都是 SJTU 的！ 🫠

可以来虾饺东一楼做数电实验，贼有意思

西郊兴庆校区北门马路对面有一个兴庆宫公园，大小大概跟兴庆校区差不多 🐁

AI 整理的访谈文章。

第一部分（1/4）｜人工智能革命、就业冲击、投资研究与 AI 基础设施的经济学

Ken Griffin｜Citadel Securities 年度会议访谈｜2026 年

一、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

问：欢迎各位参加今晚的活动。Ken，非常感谢你邀请我来到这里。今天是 Citadel Securities 年度会议，回顾过去一年，世界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人工智能从此前的实验性技术，发展到如今能够解决 80 年来一直悬而未决的数学难题。我听过你最近的一次采访，你提到，有个星期五你非常沮丧地回到家，因为 AI 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完成博士级别的研究工作。虽然这个问题已经有人多次问过你，但技术变化实在太快了。我们先从工作的未来谈起：过去一年，你对 AI 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的判断，发生了多大变化？

Ken Griffin:

毫无疑问，过去一年的变化非常惊人。仅仅一年的时间，人工智能模型就取得了极其巨大的进步。在许多领域，AI 已经真正成为能够改变整个行业游戏规则的技术。

我之前在斯坦福大学做过一次演讲，谈到我们在公司内部观察到的一个现象。过去，我们的博士和硕士研究人员需要花四到六周才能完成的一些工作，现在只需要在键盘上按下一个按钮，等待几个小时，AI 就能够给出完全相同的答案。这里讨论的不是简单的行政工作，也不是机械性的数据输入，而是真正高水平的白领知识工作，是我们过去需要雇用受过多年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才能完成的任务。

我记得第一次看到这种能力的时候，那天是星期五。我回到家时，确实感到非常沮丧。因为当你亲眼看到这种变化发生，你会同时意识到好几件事情，而且每一件事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首先，你会看到白领工作所面临的威胁开始真正成为现实。过去我们可能认为，AI 主要影响的是重复性的、容易标准化的工作，而那些需要高度教育、专业分析能力和复杂判断的岗位，会受到相对充分的保护。但现在，你看到的是，原本需要博士和硕士花费数周完成的任务，AI 在几个小时内就能够完成。这意味着，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大量白领岗位的未来。

其次，作为一名企业所有者，你会发现自己过去辛苦建立的竞争护城河，仿佛正在被推土机一点一点地填平。企业过去可能依靠多年积累的专业知识、组织能力、人才储备以及复杂的内部流程，形成很难被竞争对手复制的优势。但当 AI 能够把这些能力中的相当一部分迅速普及出去时，原有的竞争壁垒就会受到巨大挑战。那些过去需要投入大量资源才能建立的能力，现在可能变得容易获得得多。

但与此同时，你又会意识到，我们可能正在进入一个创业的黄金时代。对于新企业的创建，对于美国年轻一代的创业者来说，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机会。以前，创办一家公司可能需要庞大的团队、资金和专业能力。现在，人工智能正在使很多原本昂贵、稀缺的能力变得更加容易获得。对于有创造力、有想法、愿意承担风险的年轻创业者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刻。

所以，当我看到人工智能如此迅速地发展时，实际上是三种情绪同时出现：我担心现有的白领岗位，我担心现有企业的竞争优势遭到削弱，但我又对创业活动即将迎来的机会感到兴奋。我认为，这三个方面都会对我们的经济产生非常现实而且深远的影响。

对于那些职业恰好处于 AI 能力覆盖范围之内的人，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必须认真对待重新培训和技能转换的问题。举一个非常直接的例子，如果你的专业技能是把英语翻译成德语，那么你很可能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工作。因为这种任务现在可以由人工智能以很低的成本完成，而且完成得相当好。对于这些人来说，困难不仅仅在于失去当前的工作，还在于他们很难找到一种与原来职业足够相似、能够直接替代的工作。

因此，我们作为一个国家，需要大规模开展再培训，而且必须以一种真正深刻、系统性的方式来进行。这不是组织几场培训活动，或者在政策文件中写上几句鼓励终身学习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我们需要让受到技术冲击的人真正获得进入其他职业的能力。

现在，关于技能再培训有很多讨论，但在实际行动方面，我们并没有看到相应的进展。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技术发展的速度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帮助劳动力适应变化的速度。

另一方面，对于美国企业来说，竞争护城河被不断填平，意味着所有企业都必须加快脚步。你必须更快地创新，更快地为客户创造价值，更快地找到降低成本的方法。过去，你可能拥有五年甚至十年的时间来利用某种竞争优势，但现在，这些优势可能很快就会遭到挑战。你必须持续改进自己的产品、服务和运营方式。

不过，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竞争压力会迫使美国企业不断提高自己的表现，而美国消费者最终会从中获益。当企业不得不更快地创新、更加努力地降低成本并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产品时，整个社会都会获得收益。

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可能正站在创业黄金时代的起点。我认为，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件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因为当人们创办小企业时，他们能够对就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

这里有一点，我认为我们在美国讨论得远远不够：创业公司对于那些履历并不完美的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家已经非常成熟的大型企业，在招聘时往往有一套相对固定的标准。它可能会看你的教育背景、此前就职的公司、职业经历是否连续，以及你是否具备某种传统意义上的优秀资历。但创业公司通常不完全按照这些标准来判断一个人。创业公司愿意雇用那些非常努力、非常渴望成功，却没有完美学历背景或职业履历的人。

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加入一家创业公司，可能就意味着获得了一条全新的职业发展道路。他们原本可能因为教育背景、早期工作经历或某些职业挫折，而无法进入大型企业的理想岗位。但创业公司可以给他们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能力，并建立全新的职业生涯。

我认为美国社会没有充分讨论创业企业在这方面的重要性。我们经常谈论创业公司如何创造技术，如何吸引投资，如何改变市场，但我们对它们如何帮助那些履历存在缺陷的人重新开启职业生涯，谈得太少了。这实际上是创业活动对于社会非常重要的一项贡献。

与此同时，这些创业公司还将创造大量全新的产品。其中很多产品，今天你和我甚至还没有想到过。人工智能为创业者提供的新能力，会让大量过去无法实现的商业想法变得可行。因此，当我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待 AI 的发展时，我既看到了冲击，也看到了巨大的机会。

二、我为什么从最初的沮丧转向乐观？

问：Ken，听起来，你最初的沮丧已经逐渐转变成了乐观。这样理解公平吗？

Ken Griffin:

我认为是的，因为如果你回顾自由市场的历史，就会发现我们曾经多次经历类似的技术和经济转型。

当然，我想强调，这些转型绝不是毫无痛苦的。对于已经处于市场中的企业而言，新技术和新的竞争形式会带来真正的挑战。一些企业会发现原有的商业模式不再有效，一些曾经拥有强大优势的公司会失去自己的地位，而许多依靠旧有技能谋生的人，也会在转型过程中面临非常困难的处境。

这些变化确实会给人们带来痛苦。我们不应该忽视那些受到冲击的个人，也不应该轻描淡写地认为，每个人都能够轻松适应新的技术环境。

但是，从历史的长期趋势来看，我们的生活最终会因此变得更好。

我认为毫无疑问，你和我都会选择生活在 2026 年，而不是 1926 年。这两个时代在生活质量、医疗、技术、生产力以及我们能够获得的各种机会方面，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过去一百年发生的巨大技术和经济变化，让今天的生活条件与一百年前相比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尽管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挑战，而且这些挑战对某些群体而言可能非常严峻，但从长期来看，技术进步和自由市场中的创新确实改善了我们的生活。

我相信，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将成为类似的历史转折点。当未来的人们回顾 2126 年的世界，并试图理解那个时代是如何形成的时候，2026 年前后人工智能所发生的变化，将成为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事情，将成为未来一百年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AI 能够直接创造投资 Alpha 吗？我仍然认为，研究的核心是人

问：我们能不能从企业领导者的角度，讨论一下这些技术变化对你的影响？你大约一年半前曾经表示，人工智能不能直接创造或者提供 Alpha，也就是超额投资收益。随着 AI 能力不断增强，你对这个判断是否有所改变？

Ken Griffin:

归根结底，我们公司的大部分业务仍然建立在基本面投资之上。事实上，我甚至会认为，我们业务真正的核心其实是研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做的事情非常像新闻报道。最重要的问题是，你是否真正理解了一个故事？你是否准确掌握了其中的事实？你是否能够构建出正确的叙事，并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未来可能如何发展？

交易是我们将研究成果变现的方式，但研究本身才是整个业务的核心。

当我们研究一家公司时，我们需要理解它的商业模式，需要理解它的总可寻址市场，也就是 TAM，需要理解它的单位经济模型，需要理解管理层的激励机制。我们要判断它究竟如何赚钱，它的产品和服务面向怎样的市场，它的成本结构和盈利能力如何，以及管理层的利益是否与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

我们还需要理解，这些因素如何相互影响，并最终决定企业未来的经营表现。对于一个投资者而言，真正重要的不是简单收集几个数字，而是能否将这些信息组合成一个准确、连贯的商业判断。

人工智能当然可以在其中某些环节提供帮助。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一些局部问题，处理某些信息，或者对研究中的特定方面提供参考。但最终，关于一家企业的完整叙事，仍然是由人来建立的。

当你完成了这些研究，接下来还需要判断，你应该为这家公司的未来现金流或者未来盈利支付怎样的估值倍数。这个估值又应该如何与其他投资机会进行比较？当你拥有有限的资本，而市场上存在很多不同的投资机会时，你如何决定应该将资本配置到哪里？

这些问题并不是单纯的信息处理问题，而是需要研究、分析、创造力和判断力相互结合的问题。

所以，我仍然坚定地认为，我们所创造的绝大部分 Alpha，都是我们团队中从事基本面研究的人员所表现出的创造力、独创性和分析能力的结果。这些人通过深入研究企业和市场，提出与其他投资者不同的判断，并由此发现能够产生超额收益的机会。

然后，我们通过交易，将这些研究成果转化成实际的投资回报。

事实上，如果你观察整个投资过程，会发现交易环节反而是目前自动化程度最高、技术应用最前沿的部分。

原因很简单：如果你能够更有效地将研究成果变现，你就能够承担更大的投资头寸，并且从自己的投资观点中提取更多 Alpha。

假设你做了大量研究，最终形成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投资判断。如果你的交易执行能力很差，进入或者退出头寸时需要承担很高的成本，那么即使研究判断正确，最终能够获得的回报也会受到明显影响。

相反，如果你拥有高度自动化、技术先进而且执行效率很高的交易系统，就能够更充分地利用你的研究成果。你可以更有效地建立头寸、管理交易成本，并在市场允许的情况下扩大投资规模。

因此，对于任何投资组合经理来说，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思考：我应该如何以最高效率进行交易，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研究成果所带来的投资回报？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交易执行方面投入了大量技术资源。研究为我们提供投资观点，而高效的交易系统则帮助我们将这些观点转化成尽可能好的实际结果。

但这不意味着研究的核心已经被人工智能取代。至少从我们目前的业务实践来看，人的创造力、分析能力和基本面判断，仍然是我们创造 Alpha 的关键来源。

四、AI 概念股的调整，并不只是市场情绪变化，而是投资者开始认真计算经济回报

问：Citadel Securities 的交易业务不断创下新纪录，其中一部分来自过去一段时间市场波动性的上升。我也很想听听你对当前市场的看法。过去一周，半导体股票经历了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程度最严重的连续下跌之一，一些公司的 IPO 被推迟或延后，市场也开始越来越担心人工智能究竟意味着什么。你认为市场正在经历一次重新定价吗？如果是，这种调整是否必要？

Ken Griffin:

我认为，市场现在实际正在经历的事情，是投资者开始认真做研究了。

过去几年，围绕人工智能的投资，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题性投资。整个市场都在讨论，未来我们将投入数千亿美元，甚至一万亿美元建设数据中心，我们将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建设计算基础设施。投资者所思考的核心问题，是这场巨大资本开支浪潮将使哪些企业成为赢家。

在这样一个故事中，你首先会寻找供应链中的瓶颈环节。哪些公司控制着难以快速扩张的产能？哪些企业的产品对于整个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不可或缺？当需求迅速增长而供给无法立即跟上的时候，哪些公司能够获得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利润率？

然后，你会继续思考，谁将成为这场技术变革的最终受益者。会不会是微软这样的公司？会不会是 AWS 这样的云计算平台？这些大型科技企业是否会成为基础模型与最终客户之间的守门人？究竟谁能够在整个产业链中获得真正的经济租金？

这些问题在过去几年推动了大量投资决策。

但在某种意义上，市场的投资方式非常简单：既然这场技术革命如此巨大，而我们又暂时无法准确判断最后的赢家，那么我就把所有相关公司都买下来。

我买入超大规模云计算服务商，也就是 Hyperscalers；我买入芯片公司；我还买入韩国、台湾和日本那些生产各种关键电子元器件的企业，其中有些产品甚至是五年前我从未听说过的。

只要一家公司出现在 AI 基础设施投资的供应链上，只要它有可能从这场规模空前的建设浪潮中获益，就可能得到投资者的关注和资本支持。

但现在，我们正在到达一个新的阶段，投资者开始变得更加有辨别力。

我们确实看到，在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也就是 DRAM，以及多层陶瓷电容器，也就是 MLCC 等领域，部分企业正在获得极高的利润率。这些利润率并不完全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因为相关市场存在真实的供应约束。需求增长得很快，而供给在短期内无法迅速跟上，所以拥有相关产能的企业能够获得非常有利的定价。

但是，投资者现在开始把目光放到两年、三年之后，并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这种情况究竟能够持续多久？

今天存在供应瓶颈，并不意味着两三年之后仍然存在供应瓶颈。今天一家企业能够获得极高的利润率，并不意味着未来几年这些利润率能够始终维持在相同水平。

所以，市场正在从一个相对简单的主题投资阶段，进入一个更深入地研究长期经济回报的阶段。

尤其是 GPU，我不想把这个问题讲得过于悲观，但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特征。

GPU 与航空业有一个相似之处：一旦固定资产已经投入运营，额外提供一单位服务的边际成本可能非常低。

你可以想象一家航空公司。假设一架飞机已经确定起飞，但机舱里仍然有一些空座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航空公司能够以 20 美元的价格出售其中一个原本会空着的座位，它仍然可能从这笔交易中获得正的边际贡献。

因为飞机无论如何都要起飞，机组人员已经安排好了，很多运营成本也已经发生。额外搭载一名乘客所需要承担的增量成本，与组织整趟航班的总成本相比非常低。

这就是航空业长期面临困难的原因之一。一旦出现运力过剩，价格就可能迅速下跌。当市场拥有太多座位、却没有足够乘客时，航空公司为了填满座位，会不断降低价格。这种定价机制对行业利润率形成了巨大的压力。

我们实际上在 2000 年前后的电信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中，也见过类似的事情。

当时，市场投入大量资本铺设光纤。企业认为未来互联网和通信需求会持续增长，于是建设了大量网络基础设施。但是，最终我们铺设的光纤数量超过了实际需求。

其中相当一部分光纤成为所谓的暗光纤，也就是已经铺设完成、却始终没有被点亮和投入使用的光纤。它们并不是为了保持闲置而建设的，只是因为最终市场没有足够的需求，所以根本不需要启用这些线路。

我们建设的光纤超过了市场所需要的数量，结果就是电信服务的价格急剧下降。

这个例子非常重要，因为它说明，即使某种基础设施对整个经济具有巨大的长期价值，也不意味着建设这些基础设施的投资者一定能够获得理想的回报。

当资本开支过度集中、产能最终超过真实需求时，整个行业的价格体系可能发生非常剧烈的变化。

五、如果 GPU 供给超过需求，整个 AI 投资模型都可能被推翻

问：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可能正在朝着类似的局面发展？

Ken Griffin:

这正是目前最大的不确定性之一。

如果未来某个时点，市场所提供的 GPU 计算能力超过了对 GPU 计算能力的实际需求，那么 GPU 算力的边际定价就可能出现自由落体式的下跌。

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而是可能直接颠覆当前大量投资假设的问题。

今天，许多企业都在投入巨额资本建设数据中心、购买 GPU、配置电力和网络基础设施。支持这些投资决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未来市场将持续需要大量算力，而且这些算力能够以足够高的价格出售。

但如果供给增长最终超过需求，价格开始急剧下降，那么这些投资项目的收入预期、利润率和资本回报率都需要重新计算。

所以，我认为这是投资者必须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未来 GPU 算力的供需关系究竟会如何演变？我们是否会在某个阶段出现供给过剩？如果出现过剩，市场定价将受到多大影响？

第二个问题是，人们现在开始重新思考 GPU 的真实使用寿命。

一块 GPU 究竟可以维持多长时间的经济价值？

就在今天，市场上仍然有人可以从五六年前生产的 GPU 中获得非常高的服务价格。这是目前真实发生的事情，也是一些投资模型中非常重要的收入来源。

但是，我不认为我们可以简单假设，五六年前生产的 GPU 在未来另外五六年里，仍然能够持续获得同样高的价格。

当新的硬件不断推出、计算效率不断改善、单位算力成本不断下降时，旧设备所能获得的经济回报可能会发生变化。

因此，市场上越来越多人开始怀疑，我们是否还能像十二个月前那样，为一块 GPU 在第七年、第八年、第九年的收入赋予相同的估值，或者使用相同的收入预测模型和资本化假设。

如果一项资产的经济价值下降得比最初预期更快，那么你今天对它所作出的长期现金流预测，可能就会出现相当大的偏差。

我认为，投资者现在实际上是在努力解决一个很核心的问题：人工智能算力需求究竟能够将整个市场的增长推动到什么程度？这种需求增长又能够持续多久？

我们不能仅仅因为当前存在巨大需求，就假设未来所有新建产能都能够获得与今天相同的经济回报。

六、企业正在重新计算 AI 投入产出比：最先进的模型，不一定适合所有任务

Ken Griffin:

除此之外，还有第二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

我们刚才主要讨论的是 AI 带来的积极变化，以及这项技术能够创造的巨大经济价值。但这里还存在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叙事。

美国企业在利用人工智能模型创造实际经济价值方面，表现得非常不均衡。

有些企业已经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果，能够把人工智能有效融入内部流程，提高生产效率并改善业务表现。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做到了这一点，也并不是所有 AI 应用都能够带来与成本相匹配的收益。

而且，美国最成熟、技术能力最强的一批企业，正在变得越来越善于区分不同任务所需要的模型能力。

它们开始认真研究，企业内部究竟哪些业务必须使用 OpenAI、Anthropic 这样处于技术前沿的公司所提供的最先进模型，并愿意为这些模型支付非常高的价格；又有哪些业务实际上可以使用开源模型，以前者一小部分的成本完成任务。

这种区分非常重要，因为并不是所有业务都需要最先进、最昂贵的人工智能。

假设你的企业拥有大量不同的工作流程，其中有些任务非常复杂，对模型的推理能力、准确性以及专业知识有很高的要求。在这些任务中，使用最先进的模型可能创造非常大的价值，因此即使价格比较高，你仍然愿意支付。

但企业还有大量其他任务，它们可能不需要最前沿的模型能力。如果相对便宜的开源模型就能够很好地完成这些任务，那么继续为最昂贵的模型支付高额费用，就未必具有经济合理性。

我们已经看到，一些在企业内部应用 AI 方面取得非常出色成果的公司，正在迅速形成这种能力。它们会非常仔细地分析自己的 AI 支出，思考如何最大化每一美元投入所创造的回报。

这实际上反映了一种重要的变化：企业正在从最初的技术探索阶段，逐步进入更加成熟的经济核算阶段。

最开始，企业可能会因为担心落后于竞争对手，而迅速采购 AI 服务。它们希望员工能够尽快使用这项技术，希望内部各个部门积极尝试各种应用场景。在这一阶段，企业的重点可能是推动采用率和探索技术潜力。

但当这些支出逐渐累积起来，管理层就开始更加认真地审视账单。

我认为，现在整个美国企业界都在看自己收到的 Anthropic 和 OpenAI 账单，然后问同一个问题：我们必须确保这些支出真正转化为生产力。

在很多领域，人工智能确实会带来显著的生产效率提升，我对此没有怀疑。但在另一些领域，我们也会发现有大量浪费。

企业可能购买了昂贵的模型服务，却没有真正改变自己的工作流程；也可能为某些并不复杂的任务使用了成本过高的技术方案。还有一些应用，虽然在技术上非常有趣，但实际上没有创造足以覆盖成本的经济价值。

所以，企业必须不断调整自己的使用方式，找出真正能够创造生产力的 AI 应用，同时减少那些低效或没有必要的支出。

我认为，这个过程现在已经开始发生，而且未来会越来越重要。

七、AI 模型公司巨额资本开支，与企业控制 AI 成本之间存在明显张力

问：这是否意味着人工智能产业内部存在一种不可避免的矛盾？一方面，大语言模型公司正在投入巨额资金。《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提到，Anthropic 在其 S-1 文件中讨论了未来高达 7,500 亿美元的支出。也就是说，这些模型公司的支出还在继续增加；另一方面，美国企业却正在想办法削减自己的 AI 成本，寻找更便宜的模型和更高效的使用方式。Ken，这两种趋势之间是否存在明显的张力？

Ken Griffin:

当然存在。我想，你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已经把答案说出来了。

（笑）

你刚才的问题本身就已经带有非常明确的引导性，所以我可以直接回答：是的，确实存在这种张力。

但接下来真正重要的问题，是 Anthropic 这样的公司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让自己的模型成为客户不可或缺的产品。

换句话说，它们最终能够创造多大的独特价值？它们能否建立一种能力，让客户认为，无论价格多高，自己都必须使用这项技术？

我们可以用生命科学领域来举例。

假设 Anthropic 能够真正取得某种突破，使它的模型可以帮助科学家找到癌症或者其他危及生命的疾病的治疗方法。那么，对于整个制药行业来说，这项技术的价值就可能变得极其巨大。

如果 Anthropic 最终能够让自己的模型成为世界上每一家制药公司都不可或缺的工具，那将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经济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客户购买的就不只是某种通用的语言模型服务，也不只是能够帮助员工提高一点工作效率的软件工具，而是能够直接推动医学研究、帮助发现下一代治疗方案的关键能力。

如果一家公司能够利用这种技术解决过去无法解决的问题，开发出新的疗法，或者让原本难以取得突破的研究获得进展，那么它就可能愿意为这些模型的专业知识和工具支付非常高的价格。

因为从客户的角度来看，这种技术所创造的价值，可能远远超过使用它的成本。

如果 Anthropic 能够帮助制药企业开发出未来一个世纪的医疗治疗方案，那么它完全可能成为整个行业中不可替代的技术提供者。

所以，现在真正还没有答案的问题是：随着这些模型变得越来越智能，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极高的定价权？

这种定价权并不单纯取决于模型有多聪明，也不只是取决于它能够完成多少日常工作，而是取决于它能否真正解决人类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无法解决的重大问题。

如果这些模型最终能够帮助我们克服那些长期困扰人类的难题，那么它们所创造的价值就可能极其巨大，而提供这些能力的公司也可能因此获得非常强大的经济地位。

但如果大量客户最终发现，自己的大部分任务都可以通过成本更低的模型完成，而最先进的模型只在少数场景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那么整个行业的经济结构和定价能力就可能与当前投资者所设想的情况非常不同。

因此，我们现在还无法确定，这些模型随着能力不断提高，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维持高昂的服务价格。

这就是整个问题的关键。

第二部分（2/4）｜AI 泡沫、对冲基金去杠杆、危机交易与美国政治

八、AI 几乎肯定存在泡沫，但泡沫往往伴随着真正的技术革命

问：正因为人们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讨论往往就会转向一个话题：我们是否正处于泡沫之中？Ray Dalio 认为这是一个泡沫，Howard Marks 表示自己正在密切观察泡沫风险，国际清算银行（BIS）也指出，当前的情况让人联想到互联网泡沫时期。我想知道，你是否认为 AI 市场正在形成泡沫？如果确实如此，这一点究竟有多重要？你是否认为，AI 产业链的某些环节已经出现了泡沫即将破裂的迹象？

Ken Griffin:

从宏观层面来看，我认为，在当前这个时点，市场中几乎肯定存在一些泡沫。但我们需要理解一个更大的历史规律：每当一项技术从根本上改变整个经济体系时，这种剧烈的转型通常都会与某种形式的泡沫交织在一起。技术变革和投资泡沫并不是两种完全对立的现象，相反，它们经常同时出现。

回想一下 1999 年和 2000 年，当时我们使用什么样的指标来给互联网公司估值？那时候的很多估值方法，今天回过头来看都非常夸张。坦率地说，其中一些互联网公司的商业模式确实相当异想天开。投资者对它们的增长潜力、市场规模以及未来盈利能力作出了极其乐观的假设，而很多这样的假设最终都没有成为现实。

但另一方面，我真的非常希望自己当年没有卖掉亚马逊的股票。

互联网当时是一个巨大的泡沫，但如果你今天观察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什么技术能比互联网更加深入地融入其中？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工作、娱乐、购物、交流以及获取信息的基础设施。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完全没有互联网的世界，而二十多年前，这一切还远远没有今天这样普及。

我以前讲过一个故事。几年前，我和儿子一起更新家里的 Xbox 游戏机。当时他 13 岁，他突然转过头来看着我，对我说：“爸爸，你居然生活在一个没有互联网的年代。”

（笑声）

我告诉他：“是的，没错。不过，我出生的时候，恐龙已经灭绝了。”

（笑声）

但事实确实如此。互联网出现之前，人类也有自己的生活。只不过对于今天一个 20 岁左右的年轻人来说，这件事情几乎已经难以理解。他们从出生起就生活在互联网无处不在的环境中，很难想象过去人们究竟如何交流、获取信息或者完成日常事务。

所以，如果我们决定使用“泡沫”这个词，就必须认识到，这些泡沫往往与改变世界的重大技术转型同时发生。铁路就是另一个例子。在铁路发展的历史上，同样出现过大规模的投资热潮、资本过度投入以及随后的金融损失，但铁路本身最终改变了整个经济体系，改变了商品和人员流动的方式，也改变了产业发展的地理格局。

泡沫破裂之后留下来的东西，往往仍然会从根本上改变世界。而那些能够穿越泡沫、在泡沫结束后继续生存和发展的企业，往往会成为未来几十年的市场领导者。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认为“AI 存在泡沫”和“AI 将改变世界”之间存在矛盾。这两件事情完全可以同时成立。我们可以对今天某些公司的估值、商业模式以及资本开支保持怀疑，同时仍然相信人工智能会成为改变经济运行方式的一项基础性技术。

问：我还想说一点，我觉得非常有趣：即使你有这么多工作要做，你在家里居然仍然是负责技术支持的人。你还在帮孩子更新 Xbox？

Ken Griffin:

是的，我还得负责更新 Xbox。

（笑声）

九、当市场下跌时，把原因归咎于“对冲基金去杠杆”，往往是在逃避真正的问题

问：现在很多人看到市场下跌，就会说这不过是对冲基金在去杠杆。Ken，我想你对这个问题应该很熟悉。我很好奇，你是如何看待过去一周市场发生的变化的？你如何判断一次下跌究竟是市场在重新定价、基本面发生了真正的变化，还是某个投资者被迫清算仓位？也许某家机构遭遇了追加保证金要求，不得不卖出资产。这些情况应该如何区分？

Ken Griffin:

每当人们在市场里亏钱时，他们最喜欢拿出来的解释就是：对冲基金正在去杠杆。

事实上，在过去十年里，我至少听到过一万次这样的说法，仿佛整个对冲基金行业已经去杠杆到零了一万遍。几乎每天你都可能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告诉你：“市场这样下跌，一定是因为对冲基金正在去杠杆。”

（笑声）

我有时候甚至会想，这些对冲基金究竟是什么时候重新加上杠杆的？因为按照这种解释，它们似乎每天都在去杠杆。

人们如此喜欢这个答案，是因为它能让你摆脱对自己投资判断负责的必要。一旦你说“这是对冲基金去杠杆导致的”，你就为市场下跌找到了一个非常方便的外部原因，好像这件事与你对市场的理解没有关系，也不需要你进一步研究。

但我不希望我们这样思考问题。

当市场价格发生变化时，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认真研究：哪些资产的价格正在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们没有理解的事情是什么？市场正在反映什么新的信息？是否有什么重要的变化已经发生，但我们还没有意识到？

因为一旦我开始为市场变化寻找借口，我就停止了学习。

这对投资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当你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一个简单的解释时，你就不再有动力去寻找真正的原因。你不再质疑自己的研究，不再认真思考其他市场参与者是否掌握了你所没有掌握的信息，也不再努力理解市场为什么会与你的预期不同。

所以，在我列出的市场下跌可能原因中，我希望“对冲基金去杠杆”排在第十位，而不是第一位。

排在前九位的，应该是各种关于我们究竟没有理解什么的问题。

我们究竟遗漏了什么？是否有其他投资者已经看到了某种变化？Capital Group 的人发现了什么？Fidelity 或者 Wellington 的投资团队是否把一些信息联系了起来，而我们还没有发现其中的联系？他们是否比我们更准确地理解了某家公司的商业模式、未来盈利能力或者整个行业正在发生的变化？

我希望我们首先假设，市场中有其他人真正理解了一个我们还没有理解的故事。我们要做的是找到这个故事，弄清楚它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别人能够看到它，而我们没有。

这是我们作为投资者应该保持的态度。

如果我们已经沿着所有能够想到的路径进行了研究，认真检查了每一种可能的基本面解释，并且仍然无法找到合理答案，那么好吧，我们可以开始讨论，究竟是不是某些机构正在减仓或者去杠杆。

但这应该是我们考虑的第十种可能性，而不是遇到市场下跌时首先拿出来的解释。

十、Situational Awareness 交易：如何在市场被迫抛售时承担风险？

问：那么，这样的分析方法如何应用到今年夏天发生的 Situational Awareness 事件上？我认为，从任何角度看，那都是一笔非常出色的交易。根据已经披露的报道，你们选择了非常恰当的时机，在市场回升时出售资产。能否介绍一下，当市场出现明确的去杠杆行为时，你如何判断承担风险的机会？你又如何建立信心，相信在这种时刻介入能够带来回报？

Ken Griffin:

在过去二十年里，我们曾经参与过多次大型投资组合的重组和交易。

例如，2006 年前后，我们参与了 Amaranth 能源投资组合的重组；2007 年，我们也参与过 Sowood 相关的交易。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大型交易，只不过它们没有受到同样广泛的关注，也没有在市场上获得那么高的知名度。

Situational Awareness 面临的情况是，作为资产管理人和受托管理者，他们需要审慎地筹集现金。他们必须考虑投资者的利益，并采取适当措施管理整个组合的风险。

我们向他们提供了一个整体解决方案，帮助他们满足筹集现金的需求，同时保护他们在当年已经获得的相当可观的投资收益。

我认为，这对于他们的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积极结果。

我们需要明确一点：他们今年的收益仍然相当可观。他们确实经历了一段比较曲折的过程，但当一切尘埃落定时，他们的投资者应当对最终结果感到满意。即使经历了市场动荡以及投资组合所面临的困难，他们今年仍然获得了正收益，而且收益幅度并不小。

当我们研究这样的交易机会时，我们首先要理解，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了已经发生的市场事件。我们不能只看某个投资组合当前的价格，而必须理解市场中不同参与者的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如何相互作用，最终形成眼前的市场环境。

随着 Situational Awareness 的处境逐渐变得困难，市场中一些行动非常迅速的短线资金账户，毫无疑问会开始提前交易，试图抢在 Situational Awareness 或者其他类似投资者采取行动之前建立头寸。

这是金融市场中非常经典的一种交易模式。

你认为某个投资者正在遇到麻烦，于是你开始预测，他接下来可能被迫采取什么行动。他可能需要卖出某些资产，降低某些风险敞口，或者采取其他防御性的措施。你根据这些预期提前调整自己的交易策略，而其他市场参与者也可能做出类似的判断。

于是，不论这些交易最初是出于防御目的还是进攻目的，你都可能开始把一种原本只是可能发生的事情，逐渐变成实际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金融市场中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危险的一个现象：市场参与者对于未来行为的预期，本身就能够改变当前价格，最终使他们所预期的事情成为现实。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只知道一件事：那些大量持有 AI 主题股票的投资者现在遇到了困难，他们很可能需要降低风险敞口。

你可能因此决定，自己暂时不再买入这些 AI 股票。你也可能决定减少已经持有的相关头寸，因为你担心未来会出现更多卖盘。

即使你没有主动大规模做空这些资产，仅仅是因为这种预期而停止买入，或者适度降低风险敞口，你的行为就已经开始影响市场了。

当大量投资者都采取类似行动时，股票的买盘会减少，价格可能进一步下跌，而价格下跌又会增加那些原本已经承受压力的投资者所面临的风险。

这样一来，原本只是“某些投资者可能需要减仓”的可能性，就逐渐转化成了现实。

Situational Awareness 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发现，出于充分谨慎的考虑，他们需要筹集现金。

但我们在过去很多类似交易中发现，当你在这样的市场环境里接手一个大型投资组合时，往往会看到资产价格出现相当迅速的反弹。

原因是，一旦市场重新建立信心，而且人们不再担心某个大型投资组合会突然遭到大规模、快速的强制出售，此前压在资产价格上的一部分压力就可能消失。

市场原本担心会有大量资产被迫抛售，因此提前调整仓位。当这种不确定性被解除之后，买方可能重新进入市场，价格也就有机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反转。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当时投入资本，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

最终，我们做得还不错。

不过，这是一笔非常复杂的交易。我们需要在极短时间内购买一个结构复杂的大型投资组合，整个交易从开始到完成不到 24 小时。

但是，完成资产收购并不意味着所有工作都已经结束。

接下来，我们还需要管理整个投资组合的风险敞口。为了把组合的风险调整到我们能够接受的水平，我们在市场中又进行了好几天的交易。

这实际上是我们非常擅长的一项工作。

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分析大型投资组合，判断其中最重要的风险究竟来自哪里，以及如何以尽可能低的交易成本，把这些关键风险降下来。

在接手一个复杂组合的时候，你不一定需要立刻出售所有资产。事实上，如果你试图在很短的时间内直接清算每一个头寸，交易成本可能会非常高，你甚至可能因为自己的卖出行为进一步压低市场价格。

所以，我们首先要识别的是整个组合的关键风险，并找到成本效率最高的办法，对这些风险进行控制。

一旦你能够以较低成本锁定并控制组合中的主要风险，接下来就可以更加从容地逐步减少单个头寸。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组合管理能力。你需要同时理解投资组合的整体结构、不同风险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市场在不同流动性环境下能够吸收多大规模的交易。

我们拥有相应的系统、专业知识和内部人才，能够把这些复杂的调整真正执行出来。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在棋盘上移动棋子。你必须清楚每一步动作会如何影响整个局面，知道哪些风险需要优先解决，哪些头寸可以稍后处理，以及怎样安排交易顺序，才能把整体成本降到最低。

这就是我们能够参与并完成这种大型交易的重要原因。

十一、Situational Awareness 为什么遭遇危机？我不认为类似事件会频繁发生

问：考虑到目前市场确实存在一些泡沫特征——如果我们愿意使用这个词的话——你预计今后还会出现更多类似 Situational Awareness 的事件吗？我并不是说这些事件会直接导致整个市场下跌，但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是否应该认为类似的投资组合危机会不断发生？

Ken Griffin:

坦率地说，如果未来不久再次出现一模一样的事件，我反而会有些惊讶。

Situational Awareness 当时遭遇的情况，是几个不同因素在同一时间共同作用，导致其持仓资产价格出现了相当明显的下跌。

首先，市场受到了 Kimi 相关发布消息的影响。其次，市场中还出现了一些关于基础模型公司未来增长速度的讨论，这些讨论对相关 AI 资产的估值产生了影响。与此同时，一些大型养老基金恰好也在那个时间点调整自己的投资组合。

所以，他们实际上是在同一时间遭遇了几种不同的压力。

我不愿意把这称为一场“完美风暴”，因为我认为这种说法有些夸张。但他们确实在同一时间遭遇了三场中等规模的风暴。

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形成了非常明显的市场压力。

显然，他们的投资组合在杠杆达到高峰时，可能使用了过多的杠杆。

当一个投资组合拥有过高的杠杆，而市场又同时遭遇几种不利变化时，投资者就可能迅速陷入困难。价格下跌会直接影响风险状况，风险状况的恶化又会迫使投资者采取防御措施，而这些防御措施可能进一步加剧价格压力。

他们在这三场中等规模的风暴中受到了相当大的冲击，最终陷入了一段动荡时期。

但我不会按照未来很快还会再次出现这种事件的假设，去经营自己的公司或者安排自己的业务。

当然，金融行业里总会有一些机构陷入困难。只要时间足够长，这种事情就一定会发生。

2008 年，在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候，Citadel 自己也曾经面临非常困难的处境。

事实上，如果当年摩根士丹利没有成功从日本投资者那里获得融资，最终走向倒闭，我不认为今天自己还会站在这个舞台上。

这是我对金融危机的切身体会。

对于金融服务行业中的任何一家企业，只要它存续的时间足够长，历史上几乎一定会出现某个极其困难、甚至令人绝望的时刻。

如果一家使用杠杆的金融机构能够存活足够长的时间，那么在它的历史中，几乎总会有那么一段经历：它发现自己已经退无可退，背靠着墙壁，必须想办法渡过眼前的危机。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金融机构最终都会倒闭，也不意味着每次市场震荡都将演变成系统性危机。但我们必须承认，杠杆金融机构在长期经营过程中，确实可能面临极端困难的时刻。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认真理解风险、管理风险，并且在市场发生剧烈变化时，仍然能够迅速采取行动。

十二、美国中期选举：政治制度本身就包含对执政党的制衡

问：Ken，我们能否转换一下话题？目前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市场风险和社会变化是 AI，而另一个重要事件将在两周之后发生，那就是美国中期选举。现在，民主社会主义候选人的影响力正在上升，总统的支持率据报道也处在 33% 的历史低点。你过去投入了大量资金支持共和党候选人。我想知道，你目前对这场选举的态度是什么？你还在继续投入政治捐款吗？

Ken Griffin:

我其实更喜欢刚才那个话题。

（笑声）

问：我相信这个政治话题里面也一定有 AI 的角度。

事实上，确实存在相当重要的 AI 因素。不过，我们可以先从政治捐款谈起。你是否仍然在继续投入资金？你是否认为自己还能在最后阶段帮助这些候选人？

Ken Griffin:

首先，我认为我们应该从更宏观的角度理解美国政治制度。

美国的中期选举，本身就是对执政党的制衡机制。这是美国政治制度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从这一角度来看，我认为共和党和特朗普总统几乎肯定会失去国会两院中的至少一院，也有可能同时失去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控制权。

众议院目前面临的局面非常困难，参议院的竞争也会非常接近。

我认为我们应该直接面对这一现实。这是美国正常政治周期的一部分，而不是某种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

在这次选举周期中，我支持了不少众议院和参议院候选人。其中很多人，我已经连续支持了多个选举周期。我支持他们，是因为我认为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观，对于我们国家的未来非常重要。

当然，也有一些候选人，我并不那么认同，因此可能不会向他们提供支持。

但我想强调，我的政治捐款和政治参与并不仅仅局限于共和党。

例如，Rahm Emanuel 在芝加哥竞选市长的时候，我就是他最大的支持者之一。我认为 Rahm 在担任芝加哥市长期间做得非常出色。

事实上，我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经历：在某个选举周期里，我是美国为民主、共和两党都组织过政治筹款活动的少数筹款人之一。

当奥巴马总统还在参加民主党初选的时候，我们就曾经为他组织过一场早期筹款活动。

当时他是我所在的伊利诺伊州的联邦参议员。我认为，他有可能成为未来的美国总统，因此我觉得，让我的团队成员有机会与他见面，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参加了我们的活动，而他的表现确实非常出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因此，对我来说，政治参与的第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我希望 Citadel 的所有同事都积极参与政治。

我希望我的同事们关心美国政治，认真思考我们国家应该如何治理，应该由什么样的人担任公共职务，以及哪些政策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最为重要。

事实上，在我的公司里，如果一定要按照政党倾向来区分，我猜大概有略微超过一半的同事是民主党支持者，而共和党支持者则占少数。

这完全没有问题。

我非常喜欢的一点是，我们公司的走廊里经常会发生健康、积极的政治讨论。不同的人对候选人和政策有不同意见，他们能够展开认真讨论，但这些政治分歧从来不会成为同事之间的摩擦来源。

我认为，这实际上正是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应该呈现出的样子。

我们应该能够围绕究竟由谁来治理国家，进行充分、健康的讨论。人们可以支持不同政党，也可以对具体政策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但这不应该妨碍他们相互尊重、共同工作，或者在其他问题上寻找共识。

我也非常希望，那些支持民主党的同事，在选择自己要支持的候选人时，能够像我在共和党内部所做的那样，认真考察候选人的价值观、政策立场，以及他们是否真正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我希望他们支持那些拥有恰当价值观和判断力、真正关心国家未来的候选人。

而且，我认为我们两党之间其实存在许多可以达成共识的重要议题。

例如，从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基础教育，也就是 K-12 教育，我们应该如何提高教育质量？我们如何确保城市街道的安全？我们如何维持强大的国防能力？我们又应该如何与世界各地的国家建立良好的同盟关系？

这些都是关系到美国未来的重要问题。

我认为，在许多这样的领域，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都能够找到相当广泛的共同立场。

因此，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够积极参与政治，而不仅仅是把政治当作两党之间的对抗。我希望人们能够认真思考候选人所代表的价值，以及哪些公共政策真正有助于国家长期发展。

好了，关于政治参与和两党讨论，我先说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再具体谈谈这次中期选举。

第三部分（3/4）｜特朗普政府、移民政策、贸易战、民主社会主义与美国财政危机

十三、特朗普政府面临的中期选举挑战：伊朗战争、移民政策与贸易战

Ken Griffin:

好了，我们回到中期选举的问题。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在这次中期选举中将面临一些非常严峻的挑战。他推行的某些政策，对于美国公众来说确实缺乏吸引力，而且在一些重要议题上，我认为他的政府没有充分解释自己为什么要采取这些行动。

例如，伊朗战争在美国国内非常不受欢迎。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在向美国人民解释发动这场战争的理由方面，做得非常糟糕。

我认为，确保我们每天醒来时所生活的世界中，伊朗没有核武器，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从美国的国家安全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我对此有非常明确的立场，但问题在于，总统并没有以一种足够有说服力、足够有意义的方式，向美国人民解释为什么这件事情如此重要。

如果政府认为某项军事行动具有如此重大的战略意义，那么它就需要向美国人民清楚地说明自己的判断。我们为什么需要采取行动？如果不采取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项政策与美国的长期安全究竟存在什么联系？我认为总统并没有把这些问题解释好。

其次，我认为我们对待非法移民的方式是可耻的。

假设一个人在美国边境相对开放的时期来到这个国家。当时，他可能并不认为自己正在违反法律，至少没有以我们今天讨论非法移民问题时的方式去理解自己的行为。他和数百万人一样，在那个时期进入美国，希望能够为自己和家人寻找更好的生活。

如果这个人现在已经在美国生活，无论他是和家人一起生活，还是独自一人，只要他有正当工作，能够靠劳动谋生，并且努力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我认为我们就应该为他提供一种能够继续留在美国的途径。

这条途径不一定意味着获得美国公民身份。我们完全可以把获得公民身份与获得合法居留、合法就业的资格区分开来。但我们应该让那些认真工作、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人，有机会继续成为美国社会中有贡献的一员。

而且，我们必须让美国经济继续增长。

这是我认为华盛顿已经忽略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如果我们希望履行对美国公众作出的承诺，包括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医疗补助（Medicaid）以及其他各种社会福利和法定给付项目，那么我们必须保持经济增长。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已经作出了大量长期财政承诺。要履行这些承诺，就需要拥有足够强大的经济，需要更多生产、更多就业、更高的收入以及更大的税基。那些愿意努力工作、为自己和家人创造更好生活的人，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因此，在讨论移民政策时，我们不能忽视他们对于美国经济的贡献。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如何让这些已经生活在美国、努力工作的人继续参与经济活动，而不是简单地把他们全部排除在外。

第三，我认为特朗普政府与加拿大、欧洲以及其他盟友之间的关税争端，完全是一场灾难。

事实上，在特朗普总统刚刚开始推行这些政策时，我就公开谈论过这个问题。我当时就反对这种做法。现在回过头来看，虽然我不太愿意这么说，但我当时的判断确实是对的。

关税政策推动了通货膨胀，而且确实破坏了全球各地原本已经形成的供应链。过去几十年，企业围绕全球分工建立了复杂而高效的生产网络，商品、零部件以及原材料可以通过跨国供应链完成配置。但是，贸易争端和不断增加的关税正在切断这些联系，迫使企业重新考虑供应链布局，并承担额外成本。

与此同时，我不认为美国能够以这种方式高效地实现再工业化。

我们目前的失业率大约处在 4% 出头的水平。换句话说，美国并没有大量闲置劳动力，可以随时投入传统制造业。

如果你的理想是重新创造一个大规模传统制造业主导的美国，那么首先需要面对的现实就是，大多数美国人并不想过那样的生活。

人们并不想每天走进工厂，生产耐克运动鞋和 T 恤衫。他们想穿这些东西。

（笑声）

这句话实际上来自一位喜剧演员，我必须把功劳归给真正提出这句话的人。

但这句话背后的经济现实是值得认真思考的。我们应该如何理解美国的再工业化？难道我们真的希望让美国重新依靠大量低附加值劳动，生产那些目前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高效制造的商品吗？

我认为，真正应该做的事情是积极拥抱机器人技术。

这也是我最近向卡内基梅隆大学捐赠 30 亿美元的一个重要原因。卡内基梅隆大学在机器人技术领域拥有非常突出的领导地位，我认为这恰恰代表了美国制造业应该努力发展的方向。

如果我们希望实现美国的再工业化，那么我们应该建设的是一个由机器人运行工厂的现代化工业体系。

这才是面向未来的思考方式。

我们应该利用机器人、自动化以及其他先进技术，提高美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让美国能够以更具有竞争力的方式生产重要商品，而不是试图恢复几十年前依靠大量人工劳动的制造业结构。

通过这种方式，美国可以在那些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重要产品上，提高自己的生产能力，减少对世界其他地区的依赖。

这是真正能够增强美国独立性和经济安全的方向。

与此同时，我认为特朗普总统确实做对了一些事情，但这些成就已经在政治讨论中逐渐被遗忘。

例如，关闭边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过去四年，我们一直被告知，美国根本不可能有效关闭边境，不可能真正控制非法入境。但实际上，这件事情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发生了。

我认为，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赞同有效控制边境。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成果，但在当前中期选举的政治讨论中，它所获得的关注已经远远不如从前。

所以，如果让我评价特朗普政府目前的政策表现，我认为成绩单是好坏参半的。

有些事情做得很好，有些事情则造成了相当严重的问题。

现在，美国即将举行中期选举，选民将通过投票表达自己的判断。我希望他们能够认真思考这些问题，谨慎地作出选择。

十四、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起：我为什么担心美国走向欧洲式福利国家？

Ken Griffin:

至于民主社会主义者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正在上升，我没有那么担心这种趋势会在全国各地普遍发生。

这里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现在住在迈阿密，我有很多朋友与美国南部地区存在联系。对于这些人来说，民主社会主义甚至不是他们日常政治讨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他们生活的环境中，这种政治思想没有得到同样程度的关注。

问：所以，你认为这只是一个纽约泡沫中的现象？

Ken Griffin:

我认为，这种现象更多集中在纽约、伊利诺伊、密歇根和加利福尼亚等地区。它在美国某些地方具有相当明显的影响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成为整个国家普遍接受的政治方向。

而且，如果你想了解社会主义最终可能把一个国家带向什么样的局面，我建议你看看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法国发生了什么。

法国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者所描绘的理想。它的政府支出规模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60%，政府在整个经济中占有非常大的比重。

然而，即使如此，法国的街道上仍然充斥着动荡和混乱。

这实在令人痛心。

顺便说一句，当我看到巴黎街头发生的事情时，它让我想起了 2021 年和 2022 年的芝加哥。两者看起来实在有些相似。

问：这正是我想继续讨论的问题。不过，法国是否只是一个孤立的案例？我们看到，法国政府试图推行财政紧缩政策，结果政府就难以维持。法国民众似乎也非常愿意通过抗议甚至骚乱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我并不是想轻率地描述这件事情，但你真的认为，这可能是美国未来会面对的局面吗？

Ken Griffin:

这就是我曾经在芝加哥亲身经历过的生活。

我以前住在芝加哥，从家里的窗户往下看，就能够看到一家迪奥商店。

那些参与抢劫的人行动非常有效率。他们会开来一辆货车，直接撞破商店前面的整面玻璃，制造出一个巨大的入口。然后，大约 50 个人一起冲进商店。

差不多 300 秒，也就是五分钟，他们就能够把整家商店里的商品搬空。

我们美国人在这方面甚至可能比法国人更加有效率。

（笑声）

甚至在抢劫这件事情上也是如此。

但玩笑归玩笑，我认为巴黎现在发生的事情，应该成为每一个年轻美国人认真思考的警示。

法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左翼政治力量所描述的那种社会愿景：一个拥有广泛社会安全保障体系、提供大量福利，并且由政府在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欧洲式社会。

这就是他们所向往的欧洲模式。

但现在，看看法国正在经历什么。

在我看来，这种模式所带来的问题，与我当年决定离开芝加哥时所面对的环境非常相似。

我离开芝加哥，是因为我不愿意继续生活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我不希望美国最终朝着类似方向发展。

我不希望我们建立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越来越关心的事情是自己能够从其他人那里拿走多少东西。

一开始，人们可能只是要求重新分配你的财产。但随着这种社会观念不断发展，最终可能受到侵蚀的就不只是个人财产权，还会包括个人的自由和其他基本权利。

我不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在美国建立的社会。

问：在你看来，是否有一些具体的政治候选人，正在推动美国走向这样一条让你感到担忧的道路？

Ken Griffin:

有。

如果你问我伊利诺伊州州长 J. B. Pritzker 是否属于这种情况，我的回答是肯定的。

百分之百肯定。

十五、如果中期选举失败，特朗普应该如何回应？伊利诺伊州的税制改革给了我一个教训

问：那么，Ken，如果事情真的朝这个方向发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假设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遭遇严重失败，而你所担心的那些政治候选人反而获得更多席位，共和党之后应该做些什么？失败的责任是否应该归于特朗普总统？

Ken Griffin:

当一个政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部分权力，受到选民的制衡时，我们必须清楚地理解，这意味着美国人民已经表达了自己的意见。

而且，你最好认真倾听他们的意见。

我希望，如果特朗普总统在这次中期选举中遭遇严重挫折，他不会继续加倍坚持此前的政策路线，而是能够后退一步，认真思考一个问题：我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更好地反映美国人民的意愿？

我认为，政治领导者在选举失利之后，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认真理解选民试图传递的信息。

这里我可以讲一个关于伊利诺伊州的例子。

J. B. Pritzker 曾经试图在伊利诺伊州推动一项税制改革，希望提高税收，并建立累进所得税制度。

在他正式就任伊利诺伊州州长之前，我曾经和他见过面。

当时我告诉他，我们两个人都很清楚，伊利诺伊州的养老金问题已经失去了控制。州政府的养老金体系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而此前向政府雇员作出的某些养老金承诺，从长期来看根本无法持续。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需要采取实质性改革措施。

因此，我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建议。

我说，如果你愿意推动一项修改州宪法的改革，对养老金体系进行必要的调整，那么我将公开支持你提高税收。

当时，我是整个伊利诺伊州最大的纳税人，而我的公司贡献的所得税收入，几乎占整个州所得税收入的 2%。

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一个与加税毫无关系、只是希望别人承担成本的人。如果这项加税政策获得通过，我本人和我的公司都将直接承担非常可观的税收负担。

但是，我愿意支持它，前提是政府也必须解决已经存在的结构性支出问题。

在我看来，单纯增加收入，却不解决已经失控的养老金负担，并不是一种可持续的财政解决方案。我们需要同时处理收入和支出两端的问题，而不是不断要求纳税人提供更多资金，却让原有的问题继续存在。

Pritzker 拒绝了我的建议。

后来，他推动了一项州宪法修正案，试图在伊利诺伊州建立累进所得税制度。这项提案被称为“公平税修正案”（Fair Tax Amendment）。

结果，他输了。

选民否决了这项修正案。

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一位政治领导人应该认真思考，为什么选民没有接受自己提出的方案。

他本可以说：选民已经表达了意见。我需要认真控制政府成本，需要解决伊利诺伊州不断增加的公共支出，需要处理州政府长期存在的过度支出问题。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相反，他把愤怒发泄到了我身上。

在我看来，这完全没有抓住问题的重点。

Pritzker 州长忽略了选民真正想要表达的信息：他们已经受够了斯普林菲尔德州政府不断增加的支出，以及他们所担忧的腐败问题。

我的意思是，你应该先把政府自己的财政状况整理好，认真解决支出和治理问题，然后再回来与纳税人讨论提高税收。

这才是我认为一个政治领导者应该采取的方式。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这次美国中期选举。

无论选举最终传递出什么信息，我都希望众议院、参议院以及白宫的领导者能够认真倾听美国人民的意见。

选举不仅是决定谁能够继续掌握权力的机制，也是选民向政治领导者表达政策偏好和不满的重要方式。

如果政治领导者只把失败看成政治对手造成的结果，却不愿意认真反思自己的政策是否符合选民意愿，那么他就错过了选举所提供的最重要的信息。

十六、共和党的减税政策是否加剧了财政问题？2018 年的成功经验，不能简单复制到今天

问：但共和党本身也在联邦政府层面增加了大量支出，不是吗？

Ken Griffin:

事实上，如果我们要批评共和党过去两年的财政政策，我认为他们在减税问题上所承担的责任，可能比增加支出还要大。

如果我们希望认真讨论本届政府的经济政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

特朗普总统在 2018 年前后推行过大规模减税。

当时，这些减税政策背后的核心逻辑是，通过降低税收负担，重新激发美国经济的生产力和创业精神，让企业更愿意投资，让创业者更愿意承担风险，并推动整个经济加速增长。

我认为，当时这种判断基本是正确的。

但是，大约一年多前，当政府再次采用类似政策时，美国的财政环境已经发生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

2018 年与一年多前之间，存在一个巨大的区别。

那就是新冠疫情期间史无前例的财政支出。

在疫情期间，美国政府进行了规模极其庞大的财政扩张。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支出的规模有多么惊人。

很多人已经忘记了，我们在疫情期间投入的公共资金，如果按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规模几乎可以与美国为了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承担的财政成本相比。

这就是当时整个国家为了让人们待在家中所承担的财政代价。

我们必须认真面对这一事实。

疫情之前，美国的财政状况已经存在困难，但疫情期间的巨额支出，使我们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因此，我认为，一年多前美国已经不再拥有足够的财政空间，可以像 2018 年那样再次延续大规模减税政策。

我们必须考虑国家已经承担的债务负担，以及继续减税对未来财政状况可能造成的影响。

现在，联邦债务规模已经达到大约 40 万亿美元。随着债务规模不断扩大，挤出效应（Crowding Out）的问题重新成为经济讨论中的核心议题。

我们为什么会发现住房抵押贷款如此昂贵？为什么 30 年期抵押贷款利率或者长期融资利率处于这么高的水平？

当然，这并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

通货膨胀没有得到充分控制，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经济中的其他条件也会影响长期利率。

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一个事实：美国的财政状况显然已经失去了应有的纪律。

我们需要重新整顿国家财政。

如果政府持续维持巨额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债务，那么这种行为最终就会对私人部门的融资环境、资本成本以及整个经济的长期增长前景产生影响。

一个国家不能无限制地增加债务，却假设这些债务不会造成任何经济后果。

我们必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

十七、如何解决美国财政赤字？第一要务不是削减，而是提高生产力

问：但究竟怎样才能真正整理好美国的财政状况？你刚才谈到伊利诺伊州的例子，认为选民可能希望政府减少支出。但从现实来看，政治人物通常不愿意削减任何政府项目，也不愿意提高税收。那么，最终会是什么力量迫使政府采取行动？是因为资本竞争吗？或者最终由债券市场来施加压力？

Ken Griffin:

我认为，首先，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真的需要尽最大努力打好生产力这张牌。

如果按照优先级来排列，我认为第一件事情就是：让美国经济增长。

我们必须让经济增长。

而且，如果我们希望美国经济增长，实际上也应该推动欧洲经济增长。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我们与欧洲之间的关税争端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在当前这个时刻，我们本来应该把全部政治资本用于推动欧洲采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改革，而不是与欧洲盟友进行贸易争端。

我们可以非常直接地与欧洲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欧洲希望美国继续为欧洲承担重要的国防责任，那么欧洲国家就必须认真思考，如何让自己的经济更具生产力。

我们应该告诉欧洲：你们希望我们为你们提供国防保障？那么，你们也必须重新努力工作，让自己的经济增长。

看看法国。

法国对于每周工作时间存在非常严格的限制。我认为这种限制非常不合理。

法国希望美国为欧洲提供安全保障，却又不愿意通过必要的劳动和经济改革，提高自己的生产力。

从美国纳税人的角度来看，这种安排很难令人接受。

因此，我们必须把提高生产力作为整个经济政策的核心。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支持人工智能革命。

我们需要确保下一代数据中心能够在美国建设，让美国拥有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设施。

但我们不能只关注人工智能这一项技术。

我们需要同时推动更多不同领域的创新，让整个国家有更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途径。

我们应该投入更多资源研究核聚变，也应该继续发展核裂变技术。能源对于未来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如果我们能够以更低成本、更高可靠性获得大量能源，那么许多行业的生产效率都有可能因此得到改善。

我们需要进一步推动电池技术的发展。

我们还需要更加重视机器人技术。

我们需要集中精力发展那些能够在未来二十年释放生产力的关键技术。

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应该成为美国政府最重要、最集中的工作目标。

我们需要让经济增长，同时推动我们的盟友进行真正有意义的改革，让他们的经济也能够增长。

因为整个西方世界实际上正处在同一条船上。

美国和欧洲面临许多相似的问题，包括人口结构变化、财政压力、长期经济增长，以及如何为已经作出的社会福利承诺提供资金。

我们不可能通过不断折磨彼此、相互增加贸易壁垒来摆脱这些问题。

相反，我们应该共同努力，让所有人的经济蛋糕变得更大。

这应该是第一项优先事项。

十八、教育改革：一个国家不可能拥有失效的学校体系，却继续享有过去五十年的繁荣

Ken Griffin:

第二件必须做的事情，就是修复我们的教育体系。

如果一个国家的学校体系已经出现严重问题，却仍然希望继续享受过去五十年所取得的经济繁荣，我认为这是不现实的。

教育决定了未来劳动力的能力，也决定了下一代人能否真正参与科技创新、创造经济价值，以及把握新技术所带来的机会。

如果我们不能为年轻人提供高质量的基础教育，那么即使国家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资本市场，也很难确保长期繁荣能够持续。

回到伊利诺伊州的例子。

我们经常听到各种关于教育改革的政治口号，但我希望大家真正关注一些具体事实。

大约两三年前，伊利诺伊州有 53 所学校，没有任何一名学生能够达到所在年级应有的学业水平。

我希望大家认真想一想这意味着什么。

53 所学校。

在这些学校里，没有一个孩子能够在相应的年级水平上完成应该掌握的学业要求。

一个都没有。

这显然不是一个能够让社会接受的教育结果。

我们不能一方面看到学校教育体系出现如此严重的失败，另一方面却假设这些孩子未来仍然能够获得充分的就业机会，能够进入不断发展的高技术经济，并拥有与上一代人相同的经济发展前景。

这样的教育体系必须改革。

而且，我们确实知道，一些不同的教育模式能够取得非常好的结果。

例如，纽约的 Success Academy 特许学校体系，以及 Eva Moskowitz 所开展的教育工作，就是值得关注的案例。

我有机会亲自走进 Success Academy 的课堂，观察那些即将毕业的高中生如何学习。

坦率地说，那次经历让我感到非常谦卑。

我走进一间艺术史课堂，老师向学生展示一幅画。

然后老师开始提问：这幅画是谁创作的？创作于哪一年？来自哪个国家？当时那个社会正在经历什么重要问题？这幅画又与那个时期的社会背景存在什么联系？

我自己对艺术了解不少，但看到其中一些作品时，甚至连画家的名字都认不出来。

然而，课堂里有一个学生举起手，直接说出了艺术家的名字、所在国家、创作年份，以及那个时期相关的社会问题。

他不仅知道作品是谁创作的，还能够把它放进具体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中进行理解。

这让我同时感到温暖和震撼。

因为当你亲眼看到年轻学生能够掌握如此深入的知识，并且能够自信、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理解时，你就会意识到，高质量教育究竟可以创造多么巨大的改变。

这也让我更加确信，我们不能接受那些基础教育长期失败的情况，更不能因为某些学校处于困难地区，就降低对学生学习成果的期待。

我们应该认真研究那些真正能够帮助孩子取得进步的教育模式，并思考如何让更多年轻人获得同样的机会。

说不定还可以复兴下 asc

老登已严肃加入
但是小白

这些都是线下活动吗？还是说会有在群里的讨论？（想凑热闹）

关于业余无线电，有许多高质量介绍视频，参考以下:

1. 【无线电玩到尽头有多强？通话免费，覆盖全球，直通月球！【柴知道】】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Vb421779F
2. 【一个仅占全国人口 0.01% 的群体究竟有多神秘——业余无线电】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Q4411P7rW
3. 【【不止游戏】一个视频教你取得无线电执照！】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HG4y1j79t

关于获取操作证：

获取操作证的考试以及电台执照不需要任何资金.

A 类执照的考试相对简单，而报名到考试中间有一个月的间隔，所以请优先考虑报名再学习相关细节 (实际上 A 类的准备可能只需要 1 周不到).

西安考点下半年 A/B 类操作证考试于 10 月 12 日晨开始报名:
陕西省西安市 2026 年下半年 A、B 类业余电台操作技术能力验证考试公告 - 微信公众平台
如果西安考点所有场次满员可以尝试报名杨凌考点.

由于报名存在本地户籍居民优先原则，非本地的同学在报名成功后可能需要补充学生证/学信网证明。

你交鼎盛时期的老学长们早年并没有像上交那样取得 BY9 开头的呼号，原因未知，许多学校例如上交的集体台 BY4AJT 也遗憾地早已停止活动.

因此我们计划取得交大集体台呼号。虽然现在不再授予以 BY 开头的特殊集体台呼号，但是仍然可能取得例如 BI9JTU 的呼号作为集体台。

WCSA - 通联中国学校业余电台奖状 列出了当前仍然活跃的大学/组织电台.
其中 BY2HIT(哈工大) 和 BY1QH(清华) 最活跃，知名度也较高。BY2HIT 也经常联合紫丁香卫星团队举办活动。

马上报名要截止了，符合条件的门友们抓紧报名💪

这个网站挺好的，可以看到报录比，而且无需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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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问题就不贴原文了